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潘云良
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超过预定目标的同时，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同样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当我们多角度解构经济、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似乎走入最矛盾、最复杂的境况，一面是蓬勃生动的增长，另一面是多种问题累积，调和起来很困难。
“两难”的宏观经济形势
如何正确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关键，如果判断不准或判断有较大偏差，政策不但对宏观经济运行不能起到调控的作用反而是破坏作用。那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分歧主要在于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其中，保增长与控通胀是最大的“两难”。从一个方面看，对于中国经济最担心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否下滑，主要原因是政府逐步取消经济刺激性支出以及近期出台的紧缩政策，而并非源于经济基本面恶化。第二个方面在于欧元区经济的持续下滑和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将削弱中国的出口复苏。第三个担忧在于金融市场方面，各个国家的流动性情况和去年完全不同，从注入和宽松走向中性和紧缩。
在此背景下，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发生与欧美相同的情况：由于实体经济投资缺乏吸引力，没有好的投资领域，大量资金从房地产、股市和农产品市场撤出，货币回流到银行系统。银行也加强风险控制，再次出现“惜贷”景象，企业融资困难，则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一旦出现衰退，政府再想重新启动经济则是相当困难的。
但换一个角度看，国家统计局8月份公布的物价指数表明，通胀隐忧则是未来我们要首先防范的重点。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通胀是个货币现象，目前天量的货币供应量背景下，货币总要寻找一个出口；二是中国的货币泛滥与欧美不同，是在经济刺激计划的引导下，从银行系统进入市场中，而欧美的情况则是大量的流动性滞留在银行系统，没有进入市场；三是由于部分农产品出现短缺，物价上涨，加之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煤电油气价格皆有上升趋势，因此，通胀恐怕已不仅仅是隐忧，而是正在慢慢变为现实。如果真的出现通胀的局面，资产泡沫、结构失衡将不可避免，也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动荡。
政策调控的抉择
在种种不确定因素的笼罩下，政策调控开始进入错综复杂的观望期。中国经济进入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首先，刺激政策退出时机选择难。自国务院宣布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以来，中央部委和地方省市纷纷表态跟进。到2008年11月底，全国24个省份已宣布的投资计划总额超过18万亿元。虽然这些计划并不一定都能获批，但如此惊人的投资冲动，包含更多的是不切实际的泡沫。紧随地方政府之后，银行也跟着疯狂起来——为配合国务院“4万亿”的计划，工、农、中、建等银行迅速落实支持国家扩大内需的信贷计划，最终造成的结果，是2009年全年9.7万亿元人民币的天量信贷规模，超过2007年与2008年两年信贷之和。
根据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的数据，一季度GDP为80577亿元，同比增长11.9%。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比上年加快14.5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5320亿元，同比增长25.6%，比上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374亿元，同比增长17.9%。由此说明，经济整体处于偏热的运行状态。很多经济学家一再呼吁，我们不仅要关注GDP的增速，更要关心GDP的构成和质量。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担心，应注意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给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带来的较大压力，导致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隐忧。尤其是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导致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本来就有难度的节能减排目标更难实现。
但另一方面，如果刺激政策退出过早，又可能导致经济收缩。其因有三。
第一，今年一季度以来，鉴于外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许多国家实行“退出”之策。中国政府亦进行微调，收紧货币和信贷。孰料恰好赶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内外压力齐至，多重因素叠加。
第二，出口难以再现昨日辉煌。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环境恶化，出口下滑。欧元对人民币亦大幅贬值，中国对欧出口急剧下降。顺差减少成为外汇占款减少的重要原因，国内货币环境进一步收缩。近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大幅上扬，已显示出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乃至短缺。表面是流动性过剩，实则流动性短缺，如同一个人吃得太多而无法消化。
第三，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由初始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演变为全面打压。这将影响房地产投资、保障性住房以及旧城改造等投资，未必能弥补商品房投资下降的缺口。近期看，投资下滑迹象明显，消费增长亦不平稳而呈微幅下降趋势。如果年末投资增速下滑至20%，则经济增长危矣。
其次，银行加息政策抉择难。中国加息最主要的参考变量是通货膨胀水平，假如未来CPI在某些月份超过3%，就有可能加息。事实上，2月份CPI公布后人们惊奇地发现，2.7%的CPI增速已经超过了1年期基准利率 2.25%的水平。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当前物价水平不但超过了2.25%、2.79%的一年期、两年期存款利率，而且首次超过3.33%的三年期存款利率，居民实际存款已连续7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
存款负利率给储户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7月份当CPI同比涨幅达到3.3%后，城镇居民一年期存款实际贬值首次超过1%，达到1.05%，8月份CPI同比涨幅再创新高，居民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贬值达到1.25%。这意味着长期下来，居民手中的一万元存款，一年后实际缩水超过125元。这意味着，定期存款已经跑不赢通胀率了。
除了导致存款缩水外，如果存款负利率进一步扩大，则直接导致我国居民对自身财富的重新配置行为，助推社会通胀预期，并令投资行为发生扭曲。一方面，通胀预期会快速抬头，另一方面，鼓励居民财富进入楼市等资产价格市场的信号会得到强化，最终不利于当前经济调控。有研究发现，正是在上一次持续负利率状态下，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飙升。
此外专家也指出，如果存款利率较低，将导致银行存贷息差过高，会进一步释放银行的放贷冲动，也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加息势在必行。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央行一再提高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现在有学者提出要加息，也有学者主张人民币升值，更有人表示升值的同时加息。这些措施肯定有帮助，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融资成本大大提升，对经济未来的增长将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最后，房地产政策走向取舍难。对于房地产来说，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加上货币政策，还有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导致信贷规模将大大下降。可能对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不利，对经济增长也会造成一些不利情况。但也不能因为怕政策叠加，就不出台政策，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提高，该加息不加，这样最后会造成一个大的资产泡沫出现。
由于实体经济中产能过剩以及大规模投资造成的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将会有更多资金流向资产市场，从而推高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房价居高不下，并且涨幅不减，出现泡沫的隐忧愈来愈严重。虽然房产政策基调从“抑制”转为“遏制”，但由于流动性充裕、土地出让“招拍挂”制度以及现有财税制度不合理等因素，预计近期房价回调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政策到此为止，房地产政策的实际效果和老百姓的预期相去甚远，新一轮涨价在所难免，资产泡沫非但没有挤出，反而越吹越大；但如果再深度打压，必将造成房地产业的动荡以及相关产业如银行和建筑、交通等的连锁反应。
五中全会将定调政策走向
当理论界莫衷一是、政府的政策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2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实际上是定调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毋庸置疑，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并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会议。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党的历届五中全会都对经济发展提出了的指导和部署。
十三届五中全会：中央《决定》就是要通过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十四届五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届五中全会：全会按照十五大对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展望和部署，提出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十六届五中全会：全会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决策层多次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按照这一主基调，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政策走向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虽然2009年的产业振兴计划将得到延续，但与以拉动投资增长为主的振兴计划不同的是，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市场秩序的规范更被看重。促进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推动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成为今后政策的着力点，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新医药、生物育种、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刺激方案将成为明年的“开场戏”。
第二，中央财政政策也将发生调整。2009年中央资金重点投资的领域“铁公基”(铁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将会失宠，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民生、消费和社会事业，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也被不断提及。与过去笼统的“内需推动”不同的是，“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的政策表述，显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结构将发生根本的转变，政策将着力推动以消费增长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信贷结构也将发生改变——信贷支持从极度宽松走向注重信贷速度、重点，强调针对性和灵活性，并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第四，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将成为明年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第五，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也将是规划重点。(来源：《中国报道》杂志供人民网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