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教育在线的统计可以看到，2011年山西省为保障录取工作，已经取消了三本志愿，专科分数线降到了150分。即使这样，该省当年的招生计划是24.1万人，而实际录取数仅为22.9万人，出现了1.2万人的缺口。

　　“高职、高专批次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在2011年并不少见，即使在实行高职注册入学的地区，也有大批高职院校无法完成招生计划。”陈志文说，而这类学校学费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学生招不上来学生或是招来了也不报到，学校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

　　两年前，武汉大学原校长、现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的顾海良曾经说，“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

　　不过，危机总与“生机”相伴而生。

　　“无论对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这都是一次改革的契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过去的高校靠‘卖’文凭就能生存了。”陈志文说，高校实际上不用考虑自己的办学特色是什么、学生就业前景如何就可以过得不错，因为，“卖方市场”手里只要有计划，就可以招到学生。“用个极端的说法，那时的学校‘千校一面’：专科是本科的浓缩，本科学‘211’，‘211’学‘985’，‘985’学北大、清华，可以说所有的学校都在学北大、清华。很多专科学校在招聘老师时，考虑的也是论文水平和科研能力，而不是讲课能力。”

　　现在不同了，高招的“买方市场”出现了，在全国的平均录取率都达到75%的今天，考生和家长有了更多选择。

　　“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出国，不完全是为了避开高考的压力，其中一部分是对我们的大学教育感到失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说，中国现在的高教水平总的来说是不让家长满意的，大学四年学不了什么东西，如果按照教育计划来，只有一年进入专业学习状态。

　　高校不得不进行反思了，反思自己是否还要坚持走研究性大学这一条路；高校也要低下高昂的头了，降低身姿去做推广了……“一个良好的教育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结构，北大清华最好、其他学校递减。培育多样的高校环境，形成教育的多元选择，才是国内教育结构发展的方向。”熊丙奇说。

　　在经济生活中，当“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市场变得更为理性了。这一规律的作用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中也开始显现。

　　当“上大学越来越容易”的局面终于出现时，学生和家长的追求必然从“上大学”向“上好大学”转变，这个“好”除了“更有名”以外，应该还包含“更适合”。

　　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时时刻刻感受着“唯分数论”的氛围，但是总有一些人在进行理性的思考。“这种理性的思考必定会带来教育的回归。”陈志文说。

　　物极必反，当应试教育走到极端，应试压力无限下移到了还在咿呀学语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一些理性的声音出现了。

　　“疯狂地追求分数的人确实有，而且到哪里都能发现。”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博士刘继安说，在国外的华人社区里我们很容易能找到“爬藤一族”，他们所讨论的就是如何能让孩子上“常青藤”大学，他们也会提起奥数。

　　不过，有专家指出，现在的教育焦虑其实是被夸大了。自高考恢复以来，30多年的应试压力从一代孩子和家长传给又一代孩子和家长，在这个传导的过程中压力也在“发酵”，在不断的膨胀和转化，使得越到后来的学生和家长越恐慌。

　　一位正在经历孩子“幼升小”的家长表示，在最近的三年里听到了各种有关小学压力有多大的传说，以至于给孩子报了英语班、数学班，还在学舞蹈、美术和围棋，但是，当真正开始接触学校以后才发现，“学校里一、二年级的孩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辛苦，他们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我们其实是在自己吓唬自己。”

　　“随着生源危机的真正到来，短期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它对高校的冲击，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对教育是绝对利好！首先是高校不得不对自己的定位做调整、对办学方向做调整。这靠行政命令是很难做到的。第二，教育的外部环境开始改善，很多教育改革有了推行的空间与外部环境。”陈志文说，一直以来让人们深恶痛绝的基础教育的外部环境已经开始在改善，应试教育正在松绑。

　　邱翠华的女儿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走进了考场。跟全国915万考生一样，这两天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但，无论怎样，高考已经不再是独木桥，从今天这个考场走出，摆在她面前的还有很多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