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以小农阶层的形象出现
气势宏大的曹家大院主人原是以卖砂锅、做豆腐起家，历经100多年的创业，曹家资本从清嘉庆至光绪年间积累到1200万两白银，有640个商号，雇员达到37000人。他的票号跨过欧洲，到达莫斯科、东京和伦敦。
曹家实行的是股份制经营，东家将银子交给掌柜到外地开分号，掌柜享有经营权，东家只派人去巡查。
曹家将外面分号赚到的银子，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经营并向外部市场发起更大规模的拓展，而是在小农意识的支配下把外地市场开拓所得的收益带回家乡，这样做他们觉得安全。他们尽力守住以往的成绩而不制订更长远的计划，结果他们的商业活动在当地日益萎缩。
从一个原始耕种的农业社会中走出来的曹家，巨额财富的积累使他们的后代过上了不思进取的生活，他们是太谷第一个买轿车的家族，也是第一个用发电机的，这与推动资本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
他们仍然是以一个地主阶层的形象出现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中，他们的财富没有用到当地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建设中，更没有投入工业生产中，对现代工业文明没什么贡献。
据悉，日本攻占太谷后，日本人用两辆汽车将曹家大院的东西拉了40天。这一场掠夺使曹家彻底衰落了。曹家大院曾经占地300多亩后来只剩下9亩。日本人的掠夺和战争的毁坏使他们的家财化为灰烬，这不仅是他家族的悲哀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后来孔祥熙将曹家大院买下，一部分拆下来运到太谷建房子，文革中老百姓又拆了一些。解放后有部队住过曹家大院，70年代成为乡办公室，一直到1995年它才对外开放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曹家以做豆腐起家并向金融业拓展，可今天曹家大院内有农民4300多人，只能在人均只有两亩的干旱地里以原始的耕种维持温饱。村里没有从贫困中走出来像曹家那样的富裕户，20年时间的变革过去了他们离财富的路仍很遥远。
无论怎样耕种也改变不了人均只有几百元收入的现实，他们远比不上当年曹家票号带回滚滚银子的风光，相反，村里还欠下了100多万元的债务，负债长达20多年，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债务。
曹家大院的曹馆长也是曹家族人。他说，文革时破四旧，曹家大院被指责为是没落、剥削的象征必须要将它清除。没有人给村民输灌文物保护意识，一些人生在那个时代就变成了文盲，村民听到更多的宣传是，曹家大院是一个剥削的象征，只有砸碎这个旧的东西才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这种做法压抑了村民对商业文化的认识，使商业文化远离了村民。对曹家大院造型精致、极具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的毁坏，使曹家历经几百年创业建立的有形和无形的商业文化在村民的眼前和心中消失了。
今天，曹家大院那个村里的农民，仍然住在祖宗传下来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但他们早已失去其祖先的远大抱负更不用说去超越先辈们的辉煌。20多年的改革似乎没有催生市场竞争的意识，原始的耕种也远离市场，他们依旧生存在自己的天地里。
如果说曹家代表的是一个没落没有与现代工业文明融合的阶层，那么太谷的孔祥熙则向前迈了一大步。孔是到美国接受的教育，使他以后进行的商业活动以现代资本家的形象出现，他理解了西方资本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用到积极推动当地的教育发展中。
孔祥熙对山西商人能成为中国的犹太人很感自豪，当时山西的票号是中国金融的统治者。孔对山西商人的衰落也发出了悲叹，称山西商人墨守成规不求进取，票号掌权人守旧、不事改良，以及股东子弟挥金如土、自以为是、无远大眼光，失败后就回家种田，可山西地处深山无田可种，结果农业与商业都一起衰退。
经过“文革”的冲击，太谷有些晋商留下的老房子被政府收回，另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祖先住过的房子。这些房子今天看来仍是太谷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外面的青砖已经破损，墙壁已经剥落，但它们精致的雕刻、高大的门楼，仍能显示出它昔日的辉煌与气派。
可是这些历经了沧桑和战乱的老房子，由于产权不清无人修理而正面临毁坏。屋内住的人并不拥有这些房子的产权，他们过去是被政府安置到这里居住只交少量的租金，还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也住在里面。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低收入阶层，过去一家人住显得很宽敞的房子，现在房里挤着4家、8家，甚至10多家。
由于拥挤，他们不得不在院内又搭起平房，以作厨房用，这样一来，整个院内和谐的布局被破坏。随着各种废物的堆积，院内变得更加拥挤和脏乱，一个极具艺术气息的老建筑就这样被掩盖了。
更可悲的是，这些老房子的产权由于不能落实到个人，使里面的居民既没有保护这些古建筑的意识，又对破损的房屋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政府只是收取几个租金也没有动力拿出资金来维修。
可怜见，这些经历了几百年的古建筑在风雨的吹打中，有些精巧的门楼不是倒塌就是破损，那些坚实支撑着屋子的柱子已裂开了缝，甚至有些屋顶长出了野草。不仅这些老建筑没有人维修，而且老房子的外面到处是垃圾。无数人踏过的石板路上随处可见撒下的炭灰、脏水，这与老祖宗造型独特的建筑极不协调。文明就是在这种没有产权界定，缺乏文物保护的环境中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
日进千金也免不了倒闭
明朝崛起的晋商是中国民族商业的一个重要力量，它使资本主义的种子在帝王的重农轻商压抑中萌芽开花，并给这个民族被小农意识包围的灵魂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人们认识到商业经营带来的财富是原始落后的农业不能比拟的。
作为一个商人阶层，晋商的经营活动曾渗透到中国各地，他们寻求财富的过程必然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产发生融合。
晋商是在商业交易中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体现的是当时山西人吃苦、耐劳、讲诚信、艰苦奋斗、顽强进取的精神。晋商的这种文化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他们修建的大院就影响到当地的建筑风格。
“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这幅挂在平遥县日升昌中厅廊柱上的对联，透露出来的自豪仍让人们能感到当年他们纵横海内外，富甲一方的胆略与气魄。
1823年成立的日升昌是平遥票号中最具有影响的一家，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靠镖局押运银子的落后金融局面，为加速商业与货币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是“日进千金”。
票号产生的100多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西方文明征服，内部充满战乱，国民处于极度贫困的时代。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不但没有打开国门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反而在内部僵化、无能机制的消耗中一天天走向衰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山西票号日升昌又靠什么在这个充满动荡、没有经过工业文明与法治洗礼的中国开拓它的金融市场？
日升昌的经营理念是投资者不经营，经营者不投资。掌柜的雷履秦由财东凭信义出资聘请，在号内享有一定的权力，按照自己的经营理念决定商业经营、员工聘用和分号设置等，为制约财东便于掌柜的行使权力，号内还定有严格的规定。
如财东平时不能在号内借钱，不能命令员工为自己办事，不得干涉票号的用人，也不能随便到外面开设新的分号。拥有所有权的财东只能在年终结账时根据掌柜的经营业绩，行使任免掌柜的权利。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避免了财东对票号滥用权力，使掌柜享有最大的自主权与决策权，并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迅速、充分地调动人、财、物力，使票号的盈利达到最高的水平。
为防止风险，雷履秦的管理方式是工作期间职员不能回家，他自己也带头遵守。不收别人的礼，他知道别人送他一只鸡就要从他这里得到一头牛。
雷履秦每年要向东家汇报经营情况，日升昌分号的经理由总号派人担任。随着业务的扩大日升昌的分号开到了中国43个城市，南方是他们扩张的一个重要市场。
进入票号的人要经过层层选拔。进来以后从学徒开始，要精通业务，要头脑灵活、品德端正，有突出作为的人才能被财东聘任为掌柜。
晋商主要是做贸易、出租、贷款，日用品经营。他们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本但他们大部分是从农民中产生的，始终不能彻底摆脱小农意识。他们的兴起得益于自己创造的管理办法。在西方强大的金融资本进入中国以后，晋商对外国银行没有兴趣。他们固守着自己积累财富的办法，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营将会迅速击溃自己的票号。无论日升昌的票号开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经营风格，曾经如何在中国金融市场称雄称霸，却不能像西方一样产生强大的摩根财团推动工业文明的兴起，最终免不了灰飞烟灭的命运。
资本增加却没有推动工业进步
晋商虽以他们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当时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兴起的力量。他们给清朝捐献了大笔银子，可没落的清政府没有为他们挡住外部力量的冲击，相反，清政府统治时期始终没有让私人企业家在中国崛起，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清朝统治时期，晋商给政府捐款是为了向清政府示好，清朝并未扶持他们成长为一个独立创新的阶层。缺乏战略眼光的晋商没有将他们的经济主张和改革愿望通过资本实力影响到清政府的政治变革，改变清政府对商人的看法，使之认识到商业繁荣更能使国家稳定。晋商捐款只是为了求得满清政府更多的保护。
清政府只想利用晋商的银子维持它的统治，使它的权力扩张更有资源支持，清政府并不想利用晋商的钱去推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
票号先是为山西商人经营丝绸、盐，提供方便安全的金融支付，后来与清政府的军饷支付联在一起并开始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晋商向政府无息放贷，目的是换取政府的银子向外放贷赚取更多的利润。
给清政府放贷他们不得与官员打交道，这为他们获得更多的政府业务打开了通道。为提高自己与官员交往的地位，晋商还捐资买一个虚官，以虚官的身份与政府打交道他们觉得更加方便。晋商的骨子里存有深厚的官本位思想。
晋商的票号与清政府联在了一起，一旦清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损失惨重。为了结交官员，晋商不得不向清政府的官员放贷，拿到银子的官员能买到更大的官，以官赚到更多的钱，这样，晋商放给官员的贷款也能收回，以官员的资本赚取更多的利润。
由此，晋商票号的主要业务维系在清政府身上。清政府从道光1823年就走向衰落，从清政府的衰退到民国1932年，这100多年是晋商在中国金融业最辉煌的时代，他们的放贷对象主要是工商富户，以及有钱的老百姓。
将资本与王权连接并从特权中获取更多超额利润，这看似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结果他们成了清政府利用的工具，清政府的灭亡就是他们衰退的开始。
利润的迅速上升使山西商人的资本大量增加，平遥22家票号的分号出现在中国60个城市。由于当时没有国家银行，山西票号为国内的商业贸易打开了通道。
人多地少的山西农民人均不到一亩地，现实逼迫晋商走上了商业开拓之路。在帝王的权力还没有渗透商业中时，晋商通过他们的经验创造了适应金融发展的规则，使商人在帝王的权力之外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随着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的爆发，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之中，有钱的商人更需要票号来降低他们的金融风险。
清政府的灭亡使山西票号的放贷大部分没有收回，辛亥革命后他们的损失更加惨重，有些票号只能勉强维持，有些票号为了应付挤兑，不得不将自己的家财变卖以维持自己的信誉并图东山再起。
到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银行，西方的大部分银行也急速涌进银行业还处于空白状况的中国，外国金融扩张及金融势力已经影响到民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晋商失去了清政府的支持后又没有与新政府建立联系，而民国政府也不需要他们已经处于没落不适应现代金融的票号。
对山西票号更为不利的是，民国政府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银子不再流通使票号失去了它生存的市场，这给了山西票号致命的一击，独占中国金融市场的山西票号开始结束它的使命。
打开中国金融大门的外国银行使经济转向了沿海，山西作为一个内地省份更加失去了它的优势。饱受损失又不能与新的金融市场融合的山西票号商人，不得不带着对过去辉煌的回忆与失落回到老家。
靠继承祖宗传下的经营理念而一成不变的山西商人，自以为是地进行着他们的票号放贷，却没有主动地去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对接，他们深处偏僻贫困的乡村，从内心里排斥海洋文明。清政府的灭亡与民国政府的成立，起因于海洋文明对中国发起的挑战，山西商人被动地去应对挑战，甚至放弃接受挑战的机会。
奇怪的是，山西商人的票号开到了全中国及世界一些国家，遍布各地分号应该能传递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信息，他们精明的头脑不会不被这种信息刺激，但现实是，经营分号的人并不掌握票号的决定权，他们被动地听从总号传来的命令。
由于票号的大本营处在封闭、保守的乡村，掌握票号权力的东家长期生活在原始耕种的农村，他们接触不到外国银行是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中国金融市场，甚至对这些洋人开的银行不屑一顾，认为洋人的经营是无稽之谈。东家们仍用顽固的封建硬壳坚守并企图抵挡外部力量对他们的挤压，以维持他们已过时的经营。
个人的信用体系随着战争的摧毁使他们这层看似坚硬的外壳不攻自破，旧价值体系的崩溃要求金融市场建立新的信用制度。军阀混战导致个人与国家都未能建立新的信任关系，山西商人的票号就是在这种信用的危机中，变得不堪一击，他们对西方银行的到来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随着旧王朝的灭亡与新政府的建立，晋商没有将经营战略转移到沿海地区。封闭的乡村与小农意识阻碍他们打破他们旧有的经营模式。而历史呈现给人们这样一幅景象，山西商人衰退时，正是江浙商人崛起之时。
晋商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民国政府里没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代言人，没有通过财富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到了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他将私人资本一步步地吞并，私人资本在他庞大的官僚资本面前，不是节节败退就是被他吃掉。
把经商致富看作是一种维持自下而上生存手段的山西商人，继续着养家结婚生孩子并在老家继续繁殖后代的理念，这种小农观念使他们将分号赚取的银子运回老家，盖房子，买地及家庭消费，在乡村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将银子投入到新的产业中，以获取更大规模的利润。
运回到老家的银子在家族中进行分配，财富被一次次分割缩小。不像西方的商人将资金以股份的形式合在一起经营，以寻求财富的扩大，晋商将银子层层地分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手中。财富分流到每一个人手中后，他们每一个人掌握的资金都很有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分到财富的后代们是在小范围内过着安稳的生活，他们已经没前辈们那种冒险创业的动力，除了坐享其成以外他们的整个灵魂也日益腐朽。
山西商人将他们从外地赚回的银子运回老家，只是建了几所气派的房子，买了几亩地，供自己的家庭消费，没有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乡村的公共建设，如教育、医疗、技术等，更没有推动中国的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晋商的没落似乎已经注定，而此时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却在国内市场上掀起了扩张浪潮。
从不平等的贸易中败下来
时代没有让山西商人了解到西方资本家是如何以他们的资本推动机器工业革命的到来的。如果说西方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业文明的进步，都伴随着资本的投入和利润的增加，那么山西商人只是单纯的放贷积累资本，而资本又是在简单的手工业领域循环，没有向新技术转移更没有对中国的工业进步产生实质的影响。
他们的公益活动是捐资建寺院和祠堂，这些是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并和没落的封建统治紧密地联在一起。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一个中产阶层，追求法治、民主，推动技术创新的群体的出现作出贡献，相反，他们的后代继续封闭在没落的传统道德中无法吸收科学与民主的营养。
时代似乎就给了晋商这些机会，他们的财富不能用到帮助村民摆脱无知和贫困走向新现代文明，当他们的资本用来修建寺院、祠堂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帝王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佛教与封建道德有巨大的市场？为什么洋人的大炮能轰开这个沉睡民族的国门？为什么统治者要利用商人的资本更好地为其服务，而老百姓却不能从晋商的资本中分享到更多利益？
没有成为推动工业文明进步力量的山西商人资本，反而成为了帝王实施封建统治的工具，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一个小小的平遥县出现了22家票号，规模宏大遍布全国，汇兑了千万两白银，不可谓不辉煌，而它不可避免地衰败，沉重的悲哀又说明了什么？
沉重的反思使我们看到，经历了启蒙运动，产业变革的西方资本家，将他们的资本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并在贸易上主导中国市场。他们的资本及现代机器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占领中国市场，而国内的手工产品不但成本高而且质量也无法保障，获取利润的速度也就无法同洋人飞速运转的机器相比。
如贩运茶叶的山西商人利用的交通工具是木船、牛车、骆驼等极为原始的工具，而俄国商人利用的是机动船和铁路，俄国人用现代交通工具迅速抢占了山西商人的市场。
这种差距还可以从资本的独立意识中看出来。当西方资本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拓市场获取利润时，山西商人的资本却与清政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山西商人不仅通过向清政府捐款为自己谋求一个官职，还为已经去世的父亲、祖父以及下一代捐款谋求职位。
清咸丰二年至三年（1852—1853年），山西商人就向清政府捐了160万两白银。将大量的银子用于官场而不是投入到新产业扩张中，使他们后来在洋人的机器面前不堪一击，这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打开中国大门的洋人，将资本投入到一个又一个产业中，而山西商人还在原始的交易与小农意识中漫步。
清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年），中国经过俄国恰克图输出的茶叶价值大约800万卢布，山西太谷曹家大院的主人是该项贸易的商家之一。他们在长江一带收购、加工和包装茶叶，经自己的商号运往俄国，这为曹家带来了大量的收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无力抗击外来强大力量处于没落的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条约，如《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从而使俄国商人获得了打开中国市场的特权。
取得了特权的俄国商人很快打入了由晋商控制的长江茶叶市场，其销量迅速超过了晋商，而晋商还受到清政府许多限制，仅限陆路运输，税金比俄国人高出10倍。
运输不便成本又在上升，使晋商在与俄国商人的竞争中处在很不利的环境。他们开的茶叶行数量也急剧下降，清政府不但不支持，而且还以名目繁多的税收进一步压得晋商喘不过气来。
随着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全线开通，俄商凭借先进的机器便利的运输工具，进而控制了由晋商主导的长江茶叶市场。税金高于俄商交通又没有俄商便利的晋商，在国内与国外的双重打击下，从经营了200多年的茶叶贸易中败下阵来。
茶叶贸易被俄国商人控制后，晋商的茶叶行不得不跟着倒闭、破产，曹家的茶叶行就是在这种双重打击下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们设在俄国的商行也跟着出现亏损，最终不得不关门回国。
1912年，外蒙古宣告独立，俄国乘此机会与蒙古签订了《库伦通商协议》，俄商取得了无税贸易自由特权。晋商与俄国商人的这种贸易特权相比几乎没有什么竞争优势，面对俄国商人的贸易特权与强大的资本，晋商面临的损失更加沉重。
如果说外国资本是伴随着他们国家征服清政府的炮声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那么，无能的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对晋商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将承受这种不平等贸易下带给他们的损失。
《中英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为这种不平等条约支付的代价大约是12亿两白银，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就是在这种不平等条约中流入到外国人手中，一个国家的资源就是这样受到了巨大的削弱。
打开了中国大门的外国资本家，利用他们的资本与先进机器，在中国兴办了一个又一个产业。借助不平等贸易，中国的资源变成了他们口袋中的财富。晋商在受到巨大损失后不是向他们学习，而是退回家乡躺在炕上抽大烟，以祖宗留下的财产为荣耀，并继续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以显示他们的尊严。
山西商人尽管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他们却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认为教孩子识几个字会打算盘就可以了，不像江南的商人以巨资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新教育。他们按传统的商业道德培训孩子使后代没有走出他们阴影的包围，去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洗礼。
曹家虽然请先生给孩子上课，但那散发出古董味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能给后代什么智慧？这种离现代工业文明那样遥远的教育，只能培养固守小农意识的地主，却不能产生走出农田跨过大海的企业家。
日升昌的主人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走完了自己的商业历程，他创立的票号却在平遥的旅游中每年带来滚滚收入，利益之争再次在日升昌这样的老票号展开。这些票号成了旅游景点后有些已被平遥的私人买下，导游每天在向游人重复着晋商是如何将票号开拓到中国各地并取得了巨大辉煌的故事。
这些票号原来由平遥文物局管理，每个票号还成立了博物馆，由文物局统一经营管理。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有些人想取得一些文物景点的经营权。一位管理票号的人说，县政府批准让某公司来经营这些老票号的旅游。
某公司来了以后，先前管理票号旅游的私人不再掌握卖门票权，他们只能打扫卫生，至于门票卖了多少，一年有多少收入他们不知道，某公司除了将几个由政府管的旅游景点拿去经营以外，还通过行政干预将由私人经营的老票号旅游景点强行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中。
原来私人开的旅游景点自己出售门票，收入由自己掌握，可某公司将他们出售门票的权力也纳入到自己控制之下，由某公司制定一张80元的统一门票，游客拿着这张门票可以看到上面指定的景点，私人经营者只能按某公司的规定从卖门票中提取一些收入。
某公司霸道的举动引起了私人经营者的不满意。他们指出，自己投资办景点，为什么要由你来管？2003年私人景点门票收入分成比率被某公司降低后，10多家私人经营的景点联合起来，不向某公司卖的门票开放，他们的抵制使某公司不得不向私人妥协，将私人的利润提成上涨了一些。
一位文物管理人员说，按照文物保护法，文物是不能让公司按市场化经营的。以前文物由文物部门管理还有人负责维修，可公司经营追求的是自己利益最大化，哪有动力投资维修文物？
该文物管理人员还透露，追求利益最大化使公司不顾文物景点接待能力，超负荷地接待游客，将门票出售权纳入到某公司控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游客花80元买的统一门票，有些景点游客并不愿意看或者看不完。去参观那些自己不想看的景点就意味着游客付出了不应支付的成本，这种统一卖门票的做法无疑剥夺了游客选择景点的权利。
另外，还导致了黑导游的产生。黑导游将游客带到并不是游客想要看的景点，游客不去的话黑导游将门票拿去又卖给下一批游客。这位文物管理人员还指出，黑导游仅靠倒卖这种统一的门票，有些人甚至一天就能赚到1万元。
黑导游带顾客去吃饭还与饭店老板分成，这种做法不仅使顾客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破坏了平遥的旅游形象。
这种恶劣做法还在平遥继续上演，利益驱使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黑导游，有时一家人一起上形成一个家族的黑导游力量。他们几乎没有受过导游培训，仅充当为游客带路的角色。
平遥私房被谁占用
住在祖宗留下来已有几百年的老房子里的一些平遥居民，正在为他们“文革”期间被政府征用直到现在还要不回来的房子发出沉重的悲叹。他们的房子大部分是爷爷辈开票号或开店铺积累的资金修建的，父亲则继承爷爷的店铺继续经营。如果不是祖宗留下房产,靠他们打工或者拿点退休费，是不可能拥有这样气派、壮观和高大的房子。
薛映瑞今年78岁，他爷爷曾经开布料店，资本积累到了几万两白银，他父亲也在店里干活。日本人的炮弹摧毁了他们家经商的梦想，为躲避战乱他爷爷将店铺关闭，经过那次战乱他的家庭与平遥都陷入萧条。
等到他父亲接手店铺时，爷爷积累的资产被家族分割，财产分到每个人手中已经很少不能做大生意，他父亲只能开个小店，生意维持不下去时他们一家只能回到乡村种地。
他家的店铺建国以后被关闭，关闭后全家回到生产队种田，他爷爷辉煌的经商历史在他们这一代结束了。“文革”期间，他父亲吃不上饭饿得脚浮肿，可他也无力帮助只能看着父亲在饥饿中离开人世。
饥饿逼使他将爷爷创业留下的家具出卖以换取几个钱吃饭，工业化给平遥带来的城市开发，将他家的地占得一分不剩，地占完了却没有得到补偿。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以78岁的高龄，晚上去给一家面粉厂看门每月赚100元钱。
如果说他爷爷与父亲曾经有过开店铺经商的辉煌时代，可到他这一代就一事无成了。不仅自己的五个孩子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几个孙子只上到了初中就去务工或做一点小生意以维持生活。
比起爷爷那一代，他感到自己和儿子、孙子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不但没有超过爷爷创造的财富，而且只能住在爷爷留下的大院里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反思现状，他觉得时代没有给他像爷爷那样自由经商的机会。“文革”时代，逼迫他们一家只能选择当农民，而当了40多年的农民他们还是一无所有。
不仅感到自己不如祖宗，而且他爷爷留下的房子由于“文革”期间被平遥政府征用至今还没有退回。1958年，平遥居民的老房子被政府以“经租”的形式占有。经租的意思是，如果一家有10间房，只要4间房能住下一家人，那么另外6间被政府以经租的形式让给其他人居住或自己办公用，开始政府还给被经租户支付一点租金。
可“文革”爆发后，居民再也没得到政府给的租金，他们老祖宗留下的房产被他人无偿占用了几十年。现年78岁的冀大娘的房子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政府经租，爷爷留给她们的一个大院是10间房，可她家只住了3间，剩下的7间1958年被政府以经租的形式让给其他人住。
她家里住的两户是从政府以经租的形式取得房子的居住权，这两户人家在她家的院子里已住了30多年。20世纪50年代政府还能给她一点租金，到“文革”时她一分钱也没得到。房子被占又要不回后，已长大成家的儿子不得不在外面建了三间平房住。
山西省出台了解决这些被占房屋的政策后，她为要回房子不断地奔波。看着老祖宗留下的房屋至今要不回来，房子破旧无钱维修自己又体弱多病，她的表情总是显得那样的沉重，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祖宗留下的房子收回。
祖宗传到她手中的房子已有200多年，她现在是与儿子、孙子、曾孙一起生活。她感到悲伤的是，爷爷那一代靠经商买了这房子给家族带来了荣耀，可到她这一代自己的儿子只能种几亩薄田，竟然没有老一代有出息。
她对我说，实际上祖宗给她留下了三个大院总共有27间房，都在“文革”期间被政府征用。祖宗没有将钱投入到实业上，而是将银子置田购房想给子孙留下一份家财，可祖先哪里想到“文革”掀起的灾难粉碎了他们的梦，房子突然被征用家财一下子全没了，留给她的是在贫苦的生活中一天天看着房子损坏。
柴女士的祖先留给了她60多间房，传到她手中已是第四代。1956年公私合营时，为响应政府的号召她只得让出一个大院给棉织厂用，棉织厂走了以后政府又将这个院分给其他人住，她家的院子里住了7家。
为解决由“文革”造成的私房征用的问题，山西省政府于1986年出台退还居民房的18号文件。归还私房的政策出来后，她与1000多户居民找到平遥县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归还过去被征用的房子，可政府有关部门说没有这个文件。
当1992年夏天居民在县政府门前集体请愿时，平遥政府不得不将这个18号文件公布于众。文件公布后，可政府有关部门仍然拖延不予办理。急于要回自己房子的居民开始上访。为缓和矛盾，稳定居民不满的情绪，政府才责成县房管所设立落实退还私房政策办公室。
可一等10多年过去了，仅有一小部分居民的私房落实了退房，大多数居民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退房。不知跑了多少次的居民得到的总是失望，其中有些参与要房的老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代还没有将房子要回。
生效的判决为何被撤销
处在平遥县城南大街张光耀的房子是明代建筑，房子是他父亲1954年、1957年分两次买下的。1958年政府“经租”了他家靠街道的门面房，里面几间房被征用，留给他家自住的房只有7间房。
后来平遥县百货公司将政府“经租”张光耀的门面房占用，张光耀仍在自留房中居住，出入是从百货公司开的铺面房中间通行。“文革”中，张光耀一家因抄家被赶出自己的家到别处住，百货公司乘机将他家的房全部占用。公司还以经营为由将他家出入的通道堵死。
纠正“文革”错误落实政策时，张光耀多次找百货公司领导要求回到自己的房子居住，当时百货公司已无法退出他的房子，只得将另一个院子让给他搬进去。
百货公司迁移后房子归张光耀，他要求百货公司将堵塞的通道恢复，百货公司又与他签订了临时调用走道的两年协议。期满后张光耀多次找百货公司要求恢复走道，可公司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
无奈中，张光耀将百货公司告上了法院。法庭上，百货公司称占用的房子不属于自己，所签订的调占走道协议是无效行为，此问题要等到落实退房政策再解决。
而法院认为，百货公司提出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张光耀提出的请求不是产权之争，只是要求百货公司将原堵塞的走道打通，而且堵塞原通道是百货公司单方面所为，显然不在落实国家政策之范围。
考虑到百货公司经营的便利，法院判决百货公司在1997年12月31日之前，在铺面房的北面建一堵东西隔墙为张光耀的通行用，并将走道内建筑物拆除。
判决书是在1997年5月6日下达，可法院判张光耀的胜诉还没有得到执行，百货公司搬走以后张光耀以为能要回这三间门面房，但1998年另一个人通过房管所取得了应退还张光耀的门面房开了一个饭店。
开饭店的人还想将门面房内的老房子拆除建新房子，这些老房子已有100多年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张光耀当然不能让别人拆除自己的房子。他站在自己的房里想挡住拆除房子的人，可人家派人将他拉出，他又站到房内，如此僵持了好几天对方将他毒打了一顿。
无法抵挡人家强行拆房的张光耀只好向派出所报警，可警察没有出面制止。无奈，他又找到一个主管的副县长，副县长只是说暂缓几天了解一下房子是否属于文物保护，可几天以后开饭店的人还是对他的房子进行拆除，他再次找到副县长却没有得到答复。
找县政府得不到解决他找到晋中市信访局，一位官员却对他说，人家派打手打你，你也可以叫人打他们。找信访局没有结果他又到山西省人大，一位处长给他开了一个公文叫他找平遥县人大监督解决。县人大叫他找县法院，法院又叫内部人找县长可还是没有结果。
生效的判决为什么四年得不到执行，对于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张光耀说百货公司找到县有关领导，要法院暂缓执行。他拿出一份材料，其中有不能执行的原因。
2001年3月27日，来自晋中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晋中市法院院长、建设局副局长、以及平遥县法院院长、建设局等有关官员在晋中市法院会议室，就保护平遥古城有关问题开了一个协调会。
会上指出，平遥县法院1997年调查张光耀住宅出行通道未能及时执行，之后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街道，要无条件服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这使上述判决的执行失去了原有的条件，当事人采取的过激行为客观上违背了古城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应予以制止。
会议认为，从保护古城的大局出发，南大街作为一级保护区，应该按照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开发，不得在景观外开门道。
有了这次会议的决定，仅仅过了一个月，平遥县法院就对张光耀的民事请求作出了这样的判决：1997年民事判决所调整的张光耀住宅出行通道未能及时执行，之后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98年《山西省平遥县古城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平遥县南大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级保护街区，要无条件服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原审判决执行已失去了原有的条件，若按原判决执行将不利于保护古城的风貌，应予以纠正。
原审原告张光耀的走道问题，应找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法院经过讨论决定判决：撤销本院1997年作出的民事判决，驳回张光耀的诉讼请求。
这个撤销意味着张光耀要求百货公司修建出行通道，苦苦等待四年生效的判决得不到实现，不服判决的张光耀又上诉到晋中市法院，可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决。
跑了一圈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光耀奔波到山西省委找信访局，接待的人给他写了一个条子，叫他找平遥县政府。拿着条子到县政府，主管的副县长在条子上批示，叫县政策落实办公室解决。政策落实办公室看到批示叫他回去等待，可一等好几年他也没看到有人来解决他家被占用的房子。
他说，中央某领导来平遥参观时他想出去申诉，可他家门前站着警察。他的门被堵住无法出去，中央某领导的车离开平遥后守在他门前的警察也走了。这时，他的夫人抄一条近路，向中央某领导的车跑去，跑到时他夫人正好看见中央某领导的车窗开着，他夫人将房子被占得不到解决的申诉信扔了进去。
当天晚上警察将他们叫去盘问，是否给中央某领导扔东西，张光耀承认了自己干了这事，一个晚上他被关在派出所。第二天县委书记问张光耀给中央某领导扔的什么材料，他把扔给中央某领导的材料给了书记。
他以为书记看了材料能帮他解决被占用的房子，可当他再找书记问材料上说的事能否解决时，书记却不承认看到这材料。
祖宗留下的成果在遭到损害
祖宗留下的老房子要不回来使平遥城里的居民感到很压抑，产权不能落实房子即使很破旧，要倒塌，柱子上裂开了缝，他们也不敢出钱维修，眼看房子一天天地损坏，自己的房子不能由自己掌握他们感到很悲伤。
祖先在元代建的房子传到冀富堂手中时已是第22代。他说这房子是1349年建成的，传到他这一代已有650年。他的祖先在明朝时曾经在澳门以造船为生，清朝康熙收回台湾时用的船就是他祖先造的船。
后来他们的祖辈转向了经营票号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爷爷想以实业救国，父亲却选择了学医，想以救死扶伤给国家作贡献。
祖宗留给他家族的是两个大院共有60间房，冀富堂给我拿出了1967年平遥县革命委员会对他家下达命令的通知：“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支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需要占用你家房子，责令24小时内腾出，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接到这个命令，冀富堂家不得不迅速将房子让出来，红卫兵走后房子又被政府征用。他只有16间房。房子被占用后他一直找政府要回房子，可政府总是叫他回去等待，这一等就是10多年。县政府曾经认为他家是危房要拆除建政府的宿舍，他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他家房不能拆。
冀富堂拿出了一份发黄、皱皱巴巴的房产契据，这份契据是他家族自元代一直传到他手中。上面盖有县衙、民国时期及建国后的契税印章，一份家族谱上清楚地写着自元代冀家第一代人到21代人的姓名。
看着这份发黄的房产契据及年代久远的家谱，我不禁想起那个遥远动荡的时代，冀家是如何奔波创业留下了这宏大、壮观和气派的古建筑。一个家族的奋斗史也是一个民族奋发开创史的一部分，它显示了这个家族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中，一代代勇往直前地开拓并将这种文明传承下来。
看着这份传到自己人手中已是第22代的房产契据，冀富堂说他心情感到很沉重，因为尽管苦苦地奔波了几十年，他还是没有将老祖宗留下的房子要回来，他还将凭这份契据竭力向政府讨要被征用的房子，他要将老祖宗留下的文明继续保存下去。
回想爷爷是靠开票号将寻求财富的路开拓到了中国各地，称雄于当时中国的金融业，给冀家带来了巨大的辉煌，可冀富堂想自己又做了什么呢？文革时他下放到农村毫无成就地干了8年，8年后他一无所有地回到平遥城时等待他的是失业，他只能靠修钟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冀富堂的妻子是农村户口，导致他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至今不能转为城市户口。儿子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只能种地，地被城市开发占用后几乎连地也没的可种。他无奈地感到比起爷爷的辉煌自己是一代不如一代。自己的家族在平遥住了600多年，可仅因自己的妻子是农村人竟然使孩子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不能和平遥县城的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
如果不是爷爷留下这大院让一家人有安身之地，冀富堂认为靠自己修钟表赚的几百元钱，自己和孩子根本买不起商品房。一想到房子还没有要回来，自己与孩子都没有什么作为，他就感到一种沉重和悲愤。
我在平遥采访时，还听到向政府要回自己房子的居民说，政府占用他们的房子并从中收取租金，一旦将房子退还给私人后他们就失去了收益，尤其是平遥是一个旅游城市，占有房子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
有了这种利益，政府当然没有动力和积极性落实政策让居民拿回自己的房子，而住在里面的其他住户，有的失业，有的做生意，他们已经住了几十年，收入低使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即使有房他们也不想退出，他们也想从中获得利益。
这种现状使房主既不能维修老房子，也难以对被占用的房子行使处置权，导致这些有着几百历史的古建筑日益走向破损，这对祖宗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而谁对他们的损失负责呢？
“宁可在改革中倒下，也不当庸庸碌碌的太平官”，心存这种誓言的张海钦走过了8年新郑、6年商丘和2年周口的执政之路，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风险，推行他的干部体制改革。
他百倍地甚至疯狂地去试验去创新多年压抑在他心中的执政愿望，他每到一个地方执政就有一种要打破旧体制开辟新制度的强烈冲动，而在每一个地方他的执政民意测验得票率最高。离开曾执政的地方十多年后，当地人民还没有忘记他。
可他一次次的执政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推行改革的道路就突然被中断了。有人说他是河南改革的第一人，也有人说他是个成功的失败者，也是个失败的成功者。为什么他在民众中的执政威信很高，却一直走不出那个阻碍他的悲剧性的政治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