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世纪初期，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快速增长，有力地促进了用俄国毛皮交换中国棉花和丝绸的贸易。不久，茶叶的出口额便达到了中国对俄贸易总出口额的40%左右。俄商把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售卖之后，获利两三倍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有“清代外贸世家”之称的榆次车辋常家等商家，在对俄茶叶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据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称：“锦泰亨、大盛魁、大德玉、恒隆光、久成兴、独慎玉、永玉恒、天庆隆、祥发永、公和盛、璧光发、天和兴、永光发、大泉玉、复源德等最著名。”其中的许多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等俄国的十多个较大城市里，都设了分庄。这里人们熟悉的比如大德玉、独慎玉、大泉玉，就是榆次常家的商号，大盛魁是祁县、太谷人合办的商号，锦泰亨则是太谷县北洸村曹家的商号，曹家在库伦、伊尔库茨克、恰克图和莫斯科都高设锦泰亨商号。在与俄国的茶叶贸易中，锻炼出一代山西富商大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在沿海口岸的通商特权，如俄货低税入口和俄商入中国内地贸易的两大特权。至此，在从前是晋商垄断了茶叶贸易的湖北、湖南两省，同治年间出现了俄商的茶货栈。由于清政府对本国商人的限制，华商的行程只能取道陆路，并且还要交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山西商人从湖北汉口贩茶，中途要经过63个厘金分卡，仅税金一项就比俄商高出10倍左右。
不平等的商业竞争，使得俄商在最短时间里充实了资本金。俄商贩茶业务量也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猛增到同治六年（1867）的8659501磅。与此同时，山西商人的贸易额却在急剧地下降，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过去的120家减少到了4家，衰退的速度和规模让人痛心疾首。
当时就有朝廷的封疆大吏看出了晋商将败的大趋势，两广总督刘坤一在其奏折中谈到，俄商运茶太多，必致山西商人歇业。刘坤一为此据理力争，恳请政府保护山西商人在恰克图的利益。然而，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面对这一合理建议无动于衷，山西商人只好孤军奋战，坚守最后的阵地到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