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时间：2006年7月21日-7月25日

　　■寻访路线：乔家大院———杀虎口———呼和浩特———包头

　　杀虎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仍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合陉”，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记载着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

　　而当时光驻足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时，位于山西右玉、内蒙古和林格尔交界处的这个关口，已经成为清朝西征噶尔丹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在此历史关头，别具眼光的晋商顺势而生。比在他们前后“走西口”出外谋生的贫民幸运的是，他们以此为起点，栉风沐雨，一步步发展壮大，直至称雄华夏。

　　“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相对与被称为“东口”的张家口，“西口”杀虎口的繁荣程度要高得多。7月21日，记者从晋中乔家大院开始，一路向北，沿着历史的幽径一路探寻……

　　“走西口”成就乔家辉煌

　　“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记者选定的第一站，是与杀虎口密切相关的晋中祁县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的晋商豪宅，如今已被大多数人看作是晋商的标记和象征。乔家大院占地约十六亩，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建筑考究。陪同的导游告诉我，自从电视剧《乔家大院》播出后，乔家大院的旅游火得厉害：“今年五一黄金周，人多得都没法子，满眼都是人，后来为了安全都不敢再卖票了”。

　　乔家的兴盛，缘于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乔贵发，他简单的出西口求生存的欲望，最终衍生出一个纵横全国的商业王朝。

　　清乾隆元年（1736年），穷汉乔贵发推着独轮车孤独地离开了乔家堡，从本质上讲，他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离开村子时，他最大的理想也许只是盼着将来能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乔贵发过杀虎口来到内蒙萨拉齐，加入了“大盛魁”的驼班，拉了几年骆驼。有了一点积蓄后，他又做豆腐、生豆芽，做起了靠手艺赚钱的小本生意。后来和合伙人一起办起了正规字号“广盛公”，经营粮油酒茶。乾隆三十一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乡盖起了乔家大院最初的一处院落，也就是今天的一号院。

　　后来“广盛公”买卖上赔了钱，但大难不倒，生意居然又兴隆起来了，为了纪念这次起死回生，“广盛公”被改为“复盛公”。到孙子乔致庸时，乔家的口外商业发展到了顶峰。以包头为中心，280余处店铺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包头原来只是个几百口人的小村子，就是因为山西商人来了以后，才逐步繁华热闹起来，所以至今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

　　乔贵发最先加入的“大盛魁”商号，就是从杀虎口走出去的三个随军小贩创办的；和他共同开办“广盛公”的，是先他到内蒙古的秦钺，而秦钺，正是杀虎口人。

　　杀虎口：晋商孕育地之一

　　从1690年开始，通往杀虎口的路上热闹了起来。路上走着一批批奔赴前线的士兵和跟随部队前进的商人。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运一石军粮要耗费120两白银，开支太大。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主动请缨随军挑担运送军粮和补给，于是成千上万正愁没饭吃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人随军运送的粮草，实际上是低价从别处贩上，再高价卖到军队里。尽管每担军粮朝廷只需要付出原来1/3的白银，但山西商人仍能从中渔利不少。不少商人买卖越做越大，逐渐由挑担推车的行商变为开店铺甚至“集团公司”的坐贾。

　　杀虎口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征大军的大本营。为了加强大本营的“经济建设”，清政府还在距杀虎口10公里的右卫城建立了管辖四县一州一厅的朔平府。随着人口的大量迁入，不少山西大商人在这一带开了店铺。清政府早在50年前的顺治七年（1641年），就在杀虎口设税关，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战争打响后，为了补充军费开支，税关又得到了加强，柴米油盐酱醋茶，只要过关，无不收税，这些税收直属户部管理。当时在杀虎口这样一个边关小镇，竟聚集了户部抽分署、道台、巡检、税印、守备等八大衙门。极盛时期这里居住人口达4万多。那时，杀虎口的每一天都是忙碌而嘈杂的，商贾云集，人声鼎沸，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就此形成。

　　沿着历史的惯性，杀虎口的繁华一直持续到民国。

　　杀虎口85岁的老人范润，他记忆中仍清晰保留着杀虎口民国时的模样：三四处二层的楼房，楼房周围住着好几千人。西门前有三四家店铺，卖布、杂货、干货，还有两个当铺、三个药铺。有福全、三义两个大旅店，去口外的人从这儿路过，很多人晚上就住在那里。“可热闹哩，口外的姑娘都想嫁到我们这儿，人们都管我们这儿叫‘小北京’呢！”

　　范润老人不知道，他幼年看到的，只是杀虎口往日繁华的尾声。现在的杀虎口上百年的老房子所剩无几，年轻人大都外出谋生，全村人口只剩下五六百，大街上难觅人影。杀虎口前黑石铺就的西口古道上深深的车辙仍在，曾经的故事永远藏在了车辙里。杀虎堡残墙外面种着的玉米已有一人多高，瓦蓝瓦蓝的天空下，绿色的玉米与土色的残堡对视着，沉默无言。

　　归化城里的晋商背影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古称“归化城”，德胜街18号有一处青砖红门的宅院，是旅蒙晋商规模最大的商号大盛魁的总柜遗址，现在，它恐怕也是在呼市绝无仅有的晋商字号遗存了。7月23日，记者来到呼市寻访这处建筑。

　　大盛魁总柜周围是一片破乱的平房，门前的路面铺着方砖，路边开着零零星星的花。院门门楼上的招牌字迹已看不清楚，朱红的大门已经褪色。和山西人在内蒙古建的大多数宅院的大门一样，这也是一个拱形的门洞，结构非常简单，与晋商发迹后在老家盖的豪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大盛魁创建于清雍正二年，其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山西的三个小贩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时间再往回推十多年，康熙年间的他们还在杀虎口驻防的费扬古部队里做厨夫、服杂役。

　　这几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同时也为费扬古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他们积极而认真地干着每一件事情，一点一点为未来的成功做着积累。很快，机会来了。费扬古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西征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也以小商贩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合伙开了大盛魁的前身“吉盛堂”杂货店。这些人先是专为康熙西征大军服务，供给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就发展成与驻军及当地的老百姓进行贸易活动。王相卿们在这一过程中挖到了第一桶金，由肩挑手提的小商贩变成了财东。

　　难以想象，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院落，曾经是六七千人的商业队伍的中军帐。在茫茫的草原上，这支队伍蚂蚁一样浩浩荡荡扫过了每一块牧区。“集二十二省之奇货”，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据统计，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等地的砖茶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每年贩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盛魁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有人说，如果把大盛魁的财富全部铸成50两重的银锭，那么这些银锭可以从呼和浩特一个挨一个摆到北京城。

　　现在，大盛魁总柜原先的建筑仅存一幢二层小楼。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楼门紧锁。楼体的颜色虽然有些暗淡，但还算整洁。而院子里后来盖起的平房均已出租做办公室。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当地政府已经把大盛魁遗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探访财神庙

　　在内蒙古的许多地方，你可以看到喇嘛庙，也可以看到清真寺，更多的则是汉民建成的关帝庙、龙王庙、马王庙。神佛们比邻而居，其乐融融，正是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写照。

　　庙宇是人精神的寄放之处。旅蒙晋商在一点点完成自己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修筑了大量的庙宇。但是今天，这些庙宇已所剩无几。

　　7月25日，记者探访了内蒙古包头市正在维修的财神庙。财神庙是很能反映汉民族文化的庙宇。那时的走西口者们走到了这里，也把财神庙带到了这里。这座庙是在嘉庆十年(1805)由山西商人集资修建的。他们选择了包头环境最为优美的地方作为庙址，“此地涧水萦绕于前，曲阜环列于后，虽无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而幽闲其状，包罗万象”（《建立财神庙碑记》）。

　　财神庙也留下了当年生意人的痕迹。庙内碑文记载：皮毛商在做大宗毛皮生意时，如买方看货后，买卖双方一时没有成交，别的商号必须等两三天，不能当即从中插入。对做买卖不正大光明的人，轻者按买卖多寡，见十抽三，归绒毛社所有；重者则罚他把财神庙前的旗杆用油漆刷一遍。这样,使受罚者受到道德谴责,对其商号信誉也有影响。这样的交易环境，现在的人们一定会心向往之！

　　财神庙所在的东河区是老包头最早的居民聚集地，跟大街上乘凉的人聊聊，就会发现，这里80%的居民祖籍山西。各个时代走西口的山西人在这里盖了大量有着拱形门洞院门的房屋。这些房屋，是走西口人对自己飘泊生活的归纳和重建。前人去了，但房子还在向我们传达着那个年代的信息。现在，这些房屋却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而“拆迁办”就设在财神庙院中。在财神庙四周，我看到了许多标语：“认清形势，尽早搬迁”、“漫天要价，依法严惩”、“不拆不行！”

　　历史就这样一片片碎裂着，后人还能看到财神庙周围的这片走西口人盖的老房子吗？

　　末代“西口人”

　　那些走西口的山西人，就如一粒粒的草种子，在风中四处飘荡，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落地生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记者采访了许多解放前后来到内蒙古的走西口人，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的故事，有苦涩也有甜蜜。

　　右玉孙何旺：回去看见什么都觉得亲

　　7月24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镇东大黑河村，记者见到了孙何旺。白发，平头，黝黑的面色，说起话来，额头上三条深深的皱纹不住地颤动。老人78岁，是右玉县道阳村人，27岁时来到呼和浩特市，51年过去了，她的右玉口音一直没变。

　　“俺大伯子是（上世纪）四几年逃荒来的，右玉那会儿可穷呢。这地方能养住穷人，后来俺老汉当兵复员，和他哥哥商量，户口就落在了这儿了。”老人的记忆很清楚，这是一个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时间。1955年九月二十，她和丈夫从右玉八里庄雇了一辆牛车，走了三天，才来了这儿。“当时就三口人，甚家具也没带，上来寻房住院的，可受了罪了。买不起大炭，就烧炭面面。有一次烟不顺，‘轰’一声，炕板子一下就被掀了起来。现在好不容易熬盼出来了，人家（指丈夫）却走了……”说到这儿，老人眼圈有些湿润。

　　今年正月，孙何旺的大兄弟过世了，她回了一趟右玉。“回去看见什么都觉得亲，右玉城的城墙窑窑钵钵的还在呢，县政府大楼盖得不赖，我进去跟看门老汉拉呱了半天。”

　　崞县张老太：想不到走西口还能住高楼

　　张素英老人比孙何旺大4岁，也生活在赛罕区，是崞县（今原平）人。

　　“我16岁时出嫁的，媒人说他大我8岁，亲也没相，蒙着红盖头，坐着轿到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比我大18岁。不过他脾气好，不打人不骂人，家里穷的时候，一个馍馍也是让给我吃。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了。老汉是个木匠，年轻时候就给人做家具哩，口里人穷做不起家具，就来了口外。解放前，没火车，没汽车，他一个人扛着木匠工具走8天才能从崞县到了呼市。后来有了火车，因为怕花盘缠，也只能一年回一次家。”

　　星移斗转，如今桥靠村已经成为呼和浩特市一个富裕的城中村，村委会每月发给张素英老人418元养老金。村里4年前还给分了楼房，“想想刚来那会儿，住别人一间小平房，娘儿4个盖一床被子，土炕上连席子也没有，现在一分钱也没花就住了楼房。”张素英老人脸上写满了幸福，“和那时比，这会儿好活得像是在天堂，那时做梦也想不到走西口的人还能混成个这样。”

　　忻县杨黄金、张劳根：永远忘不了出口外时的苦

　　“1931年，我姐夫就走西口来了包头。1946年，我和姐姐一起从忻县到包头找姐夫。”

　　76岁的杨黄金坐在自家门前的石碾上，波澜不惊地向记者讲述着走西口的路，“我那年16岁，父母托一辆去包头的胶皮车领着我们。每天走六七十里，晚上住店。走到应县要过桑干河，河水深处齐腰，浅处也没到膝盖。车夫领我们到了水浅处，我和姐姐就互相搀扶着过河。到了包头，姐夫给我在一家杂货店找了一份工作，当伙计，能吃饱，不用饿肚子了”。

　　在与杨黄金交谈时，从巷子里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老汉，杨黄金说，他叫张劳根，忻县老乡。他手里捏着一根自己卷的纸烟，正吸得津津有味。他比杨黄金迟5年来包头。“我是19岁时来的这儿，忻县那面每人不到5分地，没法活。在这儿当时一个月挣6块钱，凑合着能养活了自己。后来又租地种，一亩地一年租金2块钱，只能打点吃的，也攒不下几个钱。没办法，又用小平车给人拉货，从这儿拉到昆区，40里地，整整拉一天，才能挣2块钱，一天下来，腿疼得站都站不起来了，就这也没有几个人雇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张的命运发生了巨变，卖肉挣了钱，盖起了一幢二层土楼，竟有二十多间房。说到这里，他孩子似地从兜里掏出厚厚一叠钱来，向我们面前一亮：“看！多不多？”他的举动中有几分炫耀，有几分满足，有几分幽默，往日生活的艰辛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做太多停留。这是一个快乐的老头，在他身上，是一种风雨过后的平静。

　　……

　　孙何旺们应该算是最后一代走西口的人了，他们多数是带着无奈出口外讨生活的“草根”，他们的故事多数都带着血泪。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还能找见很多这样的山西人。也许，再过几年，随着这些人的故去，经历过走西口的人将很难找到，到那时，走西口会不会被他们的后代理解成一场游玩？

　　在记者的寻访中，很多老人一听问他们“走西口”的事，都会不由自主地哼上几句二人台。二人台这种地方小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走西口的历史，但是这几个世纪的历史又哪里是一曲小戏所能完全记录下来的！“西口文化”同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文化一样，它是一部说不完的大书，它是一项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珍惜它，抢救它，保护它，弘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