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风云际会、呼啸八方的历史虽然已落下帷幕，但由此附会演义的晋商戏剧却纷纷鸣锣开台，声名远播四方。先人外延出来的商业文化，在今天成为山西人独立于市场经济格局中引以为荣的历史传承和取信于当代的信誉资本。话剧《立秋》、舞剧《一把酸枣》、京剧《走西口》，三场戏树立了创业者、从业者和守业者三部分山西商人的形象，看了这三场戏，也就看到了山西商人从创业到辉煌终而式微的全过程，其中无数凛然、决然、怆然的瞬间和片断令人扼腕，令人泪下。
舞剧《一把酸枣》虽然讲的是爱情故事，但他的主人公小伙计之所以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小掌柜，靠的就是吃苦勤劳，善良聪明。小伙计热恋美丽聪慧的酸枣姑娘，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但为了生存，为了前途，他只得告别恋人，和那些走西口闯天下的年轻人一样踏上了北上经商的道路。难捱思念之苦，难捱塞外风寒，他中途返回，情人酸枣忿忿地把他推出门外，当时的时尚，男人无业不立!不受苦中苦，难做人上人!走西口的漫漫长途正是男儿的进取之路，有作为的山西男人托生在明朝清朝，注定就是要做掌柜的，想做掌柜先从做小伙计开始!这一情节，实际上就是初期的山西商人创业的真实写照。这是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小伙计和他的团队们拉上驼队，开始了长途贩运之路，终于取得成功。山西的商人就是凭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乔家的第一代掌门人乔贵发从开始时的磨豆腐、卖豆芽，到最后开起店铺，最后终于成为包头城的第一商号，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山西太谷巨商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同祁县商人随军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继而开设“吉盛堂”商号，后改名为“大盛魁”，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一家有相当规模的大商号。正如《立秋》丰德号的家训所言，“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他们摒弃读书为上的旧俗，褒扬商贾，把商业当作终身崇高的事业来对待，这也正是晋商不畏艰险以经商为荣的精神支柱。
为了经商，山西商人不畏艰辛，敢冒风险。乔家第二代掌门人乔致庸教训子女时说：“你祖辈创业吃尽了苦头，在沙漠上赶骆驼，脚上的皮磨了一层又一层。夏天烈日当头，渴了连口水都喝不上。”在沙漠中丢掉性命的山西商人绝不在少数。长途贩运，除了不可预见的天灾，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人祸。我们看到，在所有反映晋商的影视剧中，都有长途贩运北走沙漠戈壁的情节，可以说，没有驼队，就没有千里长途贩运，就没有晋商的兴起。舞剧《一把酸枣》用丰富的舞蹈语言向观众展示了晋商在沙漠中跋涉的艰难与困苦。京剧《走西口》“拓北”一场戏，也让我们感受到穿越沙漠的艰难：千里迢迢，人迹罕至，土匪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所以晋商的每一次出行，就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硬是凭着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山西商人开辟出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一直深入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境内的，并与莫斯科相连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这就是继古丝绸之路之后在清代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山西男人独闯天下，经商之路充满风险。或死于沙漠，或死于瘟疫，或死于土匪，即使做成了大买卖，在外地有了字号、商铺，他们也不可能把家属接出去。在外经商的山西人形成了一个规矩，就是男人在外创业挣钱，女人在家看门守户。由于路途遥远，远在口外的男人们一般三四年才回家探亲一次，即使回家也是来去匆匆。在外地经商的商铺门面都是清一色的男人，由于商号规矩极严，不允许赌博嫖娼，所以这些男人很难和女人接触；而远在老家的女人们同样是在孤独寂寞中苦度岁月。京剧《走西口》中女主人柳涵玉唱道：“堂堂皇皇一所院，孤孤单单二十年。雨桥他走西口山高路远，云中月，雾里花，常使人梦绕魂牵。盼回了戴不完的珠宝，穿不完的绸缎，难得见走西口的哥哥，睡梦里的夫男。”一朝分离，生死难卜长期分离，思念中度过朝朝暮暮，所以每一次的分离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次生离死别。京剧《走西口》一开场，几个女人听说口外的男人们就要回家来探亲，那种激动和欢喜的场面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所以一说起西口，后人就会想起女人的眼泪，一部晋商发展史，就是女人的流泪史，就是女人的思夫史，是一部男女苦苦思恋的伤心史。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所有走西口的民歌歌词，无不凄凄楚楚、揪心揪肺。
晋商讲究“以德治商”，几乎所有商号号规中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等职业德行。京剧《走西口》就是围绕“诚信”展开的故事。常雨桥在为母亲祝寿的喜筵上意外地收到一块黑匾，上书“欺世盗名”四字。这对一向信奉诚信的常雨桥无疑是最大的污辱。寿筵未毕，他忧心如焚立即返回口外追查。面对二十载患难与共的兄弟石墩子油中掺假的行为，他用一把火烧尽次油而昭告天下。每当观众看到这里，都禁不住心情激荡。晋商在面对信誉危机时所表现出的诚实守信的核心价值观和处理信誉危机的过人胆识，也由此得以表达!
在话剧《立秋》中，我们同样看到晋商最伟大的闪光点。巨贾马洪翰即将破产，整个家族无可避免地败落，但即使倾家荡产，即使流落飘泊，做人的原则不能丢，晋商的本色不能丢。他们坚守先祖留下的遗训，把信用二字看得比天还大。在最后时刻，唯一知道秘密的马老夫人毅然打开祖先留下的窖藏黄金，足足八十万两!也就是丰德三百年的家底。老太太强抑悲痛，艰难地说：“丰德的声誉保住了……这可是祖宗的血啊!”一切交代清楚，老太太就撒手归天。此景此情，令人唏嘘!看到这里我们自然就明白了，晋商称雄商海五百年，诚信是它的金字招牌!
与舞剧《一把酸枣》、京剧《走西口》不同，话剧《立秋》着力写的是后期晋商的衰落。它把目光放在了内忧外患，国家动荡不安的清末民初，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面对的是客户挤兑，天津票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难以回收的困境。此时的马洪翰内外交困，束手无策，但他仍然严守祖训，誓死为丰德票号护牌守门。而副总经理许凌翔则主张改革，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的轨道。一场“银行派”与“票号派”的纷争在两个情同手足的挚友间展开。
虽然《立秋》是话剧，但却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国内开始出现了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官办或商办银行，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官办银行和商办银行十七家，而且都是以汇兑业务为主，大大削弱了晋商原来在汇兑业务方面的垄断地位，使晋商的业务量减少了3/4。与此同时，外国开办的银行业进入中国，也与晋商争夺汇兑业务。从此，晋商票号经营就日见困难。
面对这种局面，晋商们出现了两种态度。一部分人仍然沉溺于历史的辉煌之中，对眼前的事情漠然视之，认为这一点风险不足为忧，这部分人以平遥蔚泰厚的总经理毛鸿翔为代表。而另一部分人头脑清醒，已经感受到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危机，认识到山西票号要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改组票号已是大势所趋。他们以平遥人李宏龄为代表。光绪三十四年，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联络京都票号同仁，几经合议，以在京都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名义分别向祁太平三帮的总号发出一封信，随后又连续四次致函，向总号发出建议，由各家共同出资，并另集股本，合组一大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他们推荐祁县票号资本家，曾到过日本的渠本翘为银行创办人，主持其事。然而遗憾的是，票号内部的保守派却坚决反对，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翔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李宏龄自谋发财耳，于是办银行之议遂罢。话剧《立秋》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和场景。
山西的这三幕反映晋商的戏，窥见一斑便知全豹。晋商曾经是山西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晋商的身影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流风余韵犹在眼前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