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与太岳交汇之处的沁县故县镇，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山，它的名字叫铜鞮，然而它却以自己特有的历史风姿，巍然屹立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原野上，令今人瞩目、神往。

　　铜鞮最早进入历史视野是在《左传·成公九年》（前582年）：“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郑成公到晋国访问，晋国为了惩罚他的贰心于楚国，就把他囚禁到了铜鞮的别宫中。晋·杜预注：“铜鞮，晋别县，在上党”。第二次，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子产曰：“铜鞮之宫数里”。子产是当时郑国著名的政治家，他感叹说，铜鞮之地晋君的别宫就有数里长。其当年之繁华，由此可略见一斑；至少，它是当年晋君的一个宏丽的“行宫”。晋·《太康地记》云：“铜鞮，晋大夫羊舌赤之邑，世号赤曰‘铜鞮伯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19）云：“铜鞮县，本晋大夫羊舌赤邑，时号赤曰铜鞮伯华。汉以为县，属上党郡。”铜鞮伯华，是孔子曾经激赏过的、晋国的一位贤大夫，铜鞮是其封邑，山以人名，故尔后便身价百倍。《明一统志》（卷21）云：“铜鞮山在州城南四十里，一名紫金山。”清代的史志也都这样记载。铜鞮，最早以“铜鞮水”而得名，又叫小漳水、西漳水，实际上为浊漳之南源。《水经注》云：“水出铜鞮县西北石嶝山，东流与专池水合。”铜鞮，依山傍水，自然是古人定居首选之风水宝地。在汉代，铜鞮也曾两次走进历史的视野。第一次，借了淮阴侯韩信的光。《史记·淮阴侯传》（卷92）云：“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阏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49）云：“汉高纪曰，（高祖三年，即前204年）韩信破代，擒代相夏说于阏与。”《沁州志》云：“汉韩信擒代相夏说于此。”“阏与”战国时赵地，在今沁县西南三十里乌苏村，铜鞮山附近。淮阴侯韩信曾在这里大显身手，活擒代相夏说，铜鞮山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第二次是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汉书·高帝记》（卷1下）云：“七年（前200年）冬十月，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宋·吕祖谦《大事记·卷9》“帝北征韩王信于铜鞮，信走匈奴……”此处的韩王信，与淮阴侯韩信是两个人，韩王信是原战国时韩国王室的后裔，淮阴侯韩信，是楚汉相争时刘邦手下的大将，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两人都与铜鞮有缘。

　　三国时，曹丕宠幸的聪慧绝伦的文德郭皇后，也与铜鞮有过一段特殊的缘分，即发轫于“铜鞮侯家”。元·郝经《续后汉书》（卷29上）云：“郭后安平，广宗人也。祖世长吏，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字。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于铜鞮侯家。曹操为魏公，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有献纳，丕定为嗣，后有谋焉。及即王位，后为夫人。代进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虽然汉末的“铜鞮侯家”史无所见，但《汉书·地理志》里，只有上党郡下辖铜鞮县，这里的“铜鞮侯”，食邑肯定是当今的沁县，可见郭后也曾钟灵毓秀于铜鞮。

　　铜鞮山第六次走进历史视野，是借着“十步赋诗”这个典故。齐·魏收《魏书·彭城王》（卷21下）云：魏高祖“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鞮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诏赠勰所生母潘氏，为彭城国太妃。”当年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有“七步成诗”的佳话，北魏时的勰又在铜鞮增添了“十步赋诗”的美谈，虽没有曹子建有名，但也为后世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而铜鞮山又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幕。

　　历史的车轮滚到了隋唐，又有一千古大儒“龙门王通”在铜鞮山筑室读书，布坛讲学，吸引了天下的莘莘学子，铜鞮山第七次名扬天下。《山西通志》（卷25、59）分别云：“铜鞮山，在州南四十里，一名紫金山，有文中子书室。”“文中子读书处在铜鞮山……文中子祠碑，在紫金山，唐·皮日休袭美氏撰。”《大清一统志·沁州志》（卷120）云：“文中子祠有二，一在州之铜鞮山麓，久废；一在州学左，明万历中改建，本朝康熙中屡修，春秋致祭，有唐皮日休断碑，旧在铜鞮山祠，今移学宫左。”《唐文粹》收有关于先生的两篇“墓碑记”，一为皮日修《文中子碑》，一为司空图《文中子碑》，而前者最早就立于铜鞮山麓。明·俞汝为《重创先儒文中子庙碑》云：“隋大儒王先生通，字仲淹，沁之铜川人……《六子书》仲淹自谓曰：‘吾家铜川六世矣’。读书山中，遗址尚在，州人祀之乡贤。”清·大学士、乡人吴琠《题文中子读书处》云：“废洞依稀石麓阴，山灵招我一来寻。泥横残篆碑犹在，门掩苍崖鸟乱吟。献策绿知非钓主，退耕何事已违心。浮沉千载谁能识，房魏区区尚古今。”《山西通志·祠庙·沁州》》（卷166）云：“李卫公（唐·李靖）祠，在东北峡石村，公从文中子讲王霸之略，流寓铜鞮，因庙祀之，以尉迟敬德配，旱祷辄应。”看来，文中子当年在铜鞮讲学，影响颇大，就连唐朝的开国元勋、当时雍州人李靖都被吸引了过来，流寓铜鞮，以至沁州人为之立碑祭祀。

　　唐末晋王李克用，在铜鞮山下也留下深深的历史足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64）云：“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节度使李克修，诟而笞之，克修惭愤成疾，卒。克用表其弟克恭为留后，潞人素乐克修简俭，以其死非罪，怜之。而克恭骄慢，不习军事，将士胥怨。昭义有劲兵，号后院将，克用将图河朔，令克恭选五百人送晋阳。克恭遣其将冯霸部送，至铜鞮，霸劫其众以叛。牙将安居受，因之作乱，攻克恭而焚杀之，附于朱全忠……”此为李克用初起事时，由于其骄横跋扈、任人唯亲，而导致的一起“铜鞮兵变”，铜鞮山又见证了这一血的历史事件。

　　《水浒全传》第100回“张清琼英双建功，陈鹳宋江双献捷”里，也曾六次提及“铜鞮山”。原来“四寇之一”——河北田虎，就是山西长治沁源县人，他的寇穴——“威胜州”，就是当今山西长治的沁县。在宋江直捣其“威胜”老巢时，田虎统领十万大军，因雨在铜鞮山南驻扎，摆开阵势，要与宋江决一死战。鲁智深、刘唐等在铜鞮山侧，拼死厮杀；最后，田虎残部退守铜鞮山，次日，被亲统大军的宋江剿灭。攻下铜鞮山为荡平贼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宋江与梁山众好汉，也在铜鞮山下留下了威名赫赫的“英雄剧照”。

　　在天下的名山大川之中，沁县的铜鞮山，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曾经见证了2500多年的历史，历史沧桑，风风雨雨，它依然静静地屹立在上党大地，向人们默默地陈述着，它曾经目睹过的那一页页沉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