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想起我们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院……总会有一种悲凉不由自主的涌上心头。曾经的辉煌为什么会走上途穷之路？是什么将他们推入衰败的深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这些“深宅大院”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深刻的思索和启示？
新式产业没能改变“深宅大院”的墨守成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同西方的贸易、经济接触逐渐增多。中国传统的商业发展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挑战。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发展相互衔接，19世纪中后期，中国大地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深宅大院”的财主们有没有能力和条件来投资近代新式产业？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朝末年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他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总共33家为例，并计算出他们每家的存银都在千万两之间。这样一笔庞大的数字，并没有多少投入到新式产业中去。光绪28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买过来，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我省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在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将大量的白银使用于创办票号外，就是服务于朝廷权贵，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本土上修建了一座又一座豪华的深宅大院，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将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进行消化吸收以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然而在这方面“深宅大院”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失去了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注重人事，轻视资本使“深宅大院”走向衰落
深宅大院的衰亡，其主要行为特质就是媚事威权。他们从来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的敲诈。清政府建立后，“深宅大院”中的一些人仍然与满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拥有一定特权的商人。他们依仗威权致富。如介休县的范永斗一族，其后代不仅买断了清廷的办铜业务，祖辈还被追封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他们这一门在当时可谓是炙手可热的豪贵，受到万人仰慕。
明清“深宅大院”赚的利润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到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至清时，明清晋商则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享受到一定的经济特权。
明清“深宅大院”里的人们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使他们完全不能适应在清末明初已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86页的经营方式，无法应对当时出现的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
在轻视资本方面，“深宅大院”更是做出了许多有违生意规则的例子，其做法实在可笑之极。比如：“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供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抱槐山西”对商家如同命根子一般的资本竟采用如此轻松的处理方法，这样如何行得通！
“深宅大院”里都是些大商家，凡大商家均有票号，而这些票号大都是无限责任制的，信贷方法也是信用担保祛。面对国内外新兴起的有限责任银行的竞争、抵押发款的冲击，“深宅大院”没有顺应时势，改变自身，而是拼命敌对，顽固抗争，其结果是一败再败，
从“深宅大院”的行为轨迹延续到如今经济大潮的新晋商身上，同样沾有“深宅大院”旧时的气息。比如，当代晋商在经济活动中的种种行为，就深受“深宅大院”气息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晋商那种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仍残存在当代晋商的观念之中，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当代晋商为什么会在经济活动中，不找市场找市长，为什么会热衷于包政府工程，做国家的生意……
全国经济的南移没能惊醒“深宅大院”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丘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昔日那个荒凉偏僻的小县城一跃成为万商云集、光彩夺目的国际大都市。此时的平、太、祁三帮票号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迅速的南移上海，而是“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瘙痒，于己无关”。
比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先生的有识之举就很令人敬佩，当他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时，很有可能给“深宅大院”带来巨大损失时，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都必须到各埠视察，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之“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从此以后，山西票号商人就再也没有人提票号改制之事，使之又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深宅大院”里的人们整日箫声飘飘、莺歌燕舞。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即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迅速的南移上海，使“深宅大院”失去了再次发展的机会。
人才上的失误使“深宅大院”雪上加霜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海上对外贸易中心，相邻上海的宁波商帮敏感的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
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宁波籍商人严信厚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虽未成功，然而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地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真是绝无虚语。
在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相比之下，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的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才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深宅大院”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义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上百年地不停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着这片黄土地。
历史的画卷如同一片烟云从我们眼前迅速飘过，曾经的辉煌总是引起我们幸福的回忆。“深宅大院”现在似乎成为了我们的骄傲，我们常会自豪地向人们夸耀说，我们的祖先可不得了啊，生意做到了全中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仔细的想过，“深宅大院”最后为什么衰落了？我们应该从中总结点什么？在如今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我们山西还是落伍者，我们应该如何超越？我们怎样才能创造出明清晋商雄峙天下的辉煌局面？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山西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