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节

山西人的“四大节”是指春、夏、秋、冬四个大节日，即春节、夏节（端午节）、秋节（中秋节）和冬节（冬至节），来源于古代历法的四季观念。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比较发达，早在商周时期，华夏族就已确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每至是期，官方要举行诸如春社、劝农、祭祀、秋报等活动，正如《礼记·月令》中记载的那样：立春时鼓励春耕，不得兴兵；春分时整饬田畴，修正封疆；立夏时命官出行原野，为天子劳农劝民；夏至诸事未定，需小心谨慎；立秋五谷丰登，祭祀土地神灵；秋分寒意来袭，人应躲入室内；立冬天地闭塞，修缮宫室城池；冬至天寒地冻，要塞尽皆关闭。农耕经济有赖于季节时令，立春躬耕、夏初劝农、秋祭神灵、冬日养藏，完美地应和着四季节令，由此产生了四季的节日，代代传承不绝。

但是，节日并非历日，也非节气。岁时节日的形成必需具备二个条件，一是必须有明确的日期，二是必须有相沿成习的风俗活动。所以，在“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蒙昧年代，没有历法，没有共同遵守的时间表，这样的环境不可能形成人们共同的节日；同时，节日并非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愿望，没有相通的信仰与追求，没有约定俗成的禁忌与规矩，也不可能形成地域群体的节日。

八小节

山西人的“八小节”浓缩了山西人的传统观念，是山西人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审美追求的充分展示。这八个节日包括上元节（正月十五元宵节）、龙头节（二月二）、清明节、五谷节（六月六日）、中元节（七月十五）、重阳节（九月九日）、寒衣节（十月初一）和腊八节（腊月初八）。龙图腾崇拜是中华民族最典型、最普遍的原始崇拜，二月二龙抬头的风俗广为流行；而清明上坟祭祖、十月送寒衣更是家族兴旺观念与“事死重于奉生”风习的生动体现；元宵节的旺火彩灯、秧歌小戏、锣鼓说唱、游艺杂技等活动，多角度多层面地表达了山西人的思想才智和文化底蕴。

二十四个毛毛节

战国时期，我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基本齐备，汉代明确地把一年划成24等份，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岁时节日的形成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所谓“二十四个毛毛节”，山西民间有二种说法，一是指农历每月的初一日和十五日而言，除去春节、上元节、中秋节和中元节，实际只有20个。这个说法源于古人望月的习惯和二十四节气的节奏，既笼统又不符合秦汉以来节日风俗的实际情况。二是指实际存在并长期延续的其他24个有明确岁时与风俗的节日，分别是立春、迎喜神节（正月初一或初三）、祭祖节（正月初二）、送穷节（正月初五）、人节（正月初七）、十至节（正月初十）、添仓节（正月二十和二十五）、青龙节（正月二十一）、祭星节（正月二十八）、太阳节（二月初一）、寒食节（清明节前一日）、上巳节（三月三）、财神节（三月十五）、关帝节（五月十三）、天贶节（六月六，与“八小节”中的五谷节相叠）、观音得道日（六月十九）、七夕节（七月七）、灶君节（八月初三，民间为灶君生日）、圣贤节（八月二十七孔子生日）、报信节（腊月初）、避疫节（腊月初五）、送神节（腊月二十三）、交年节（腊月二十四）、除夕节（腊月三十，小年为腊月二十九）。

可以看出，正月与腊月的节日最频繁，占全年的一半以上，这种不均衡性正是因山西农耕经济和山区无霜期短的条件所决定的。山西人称腊月至正月为“年节”，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过年”，人们常说“受了一年，只盼过年”，对年节的态度远胜于其他节日。腊月至正月既是农闲季节，更是充满期盼与憧憬的季节，山西人把所有能融入年节的活动都包容进来，充分享受休闲、欢娱与口腹之乐，因此，山西人说“正月天天是过年”。

中国的岁时节日风俗，经历了形成、发展、传承、变异的长期过程，是历史的积淀过程，它既是我们祖先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历史记录，也是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见证与活化石。汉代是中国岁时节日的定型期，其节日风俗以信仰为基础，娱乐与教化的意图并不明显，数量也有限，至汉末，纳入国家礼仪的节日仅有8个（春社、上元、上巳、伏日、夏至、秋祀、冬至、腊日）。在民间，已流行七夕与立秋打猎祭宗庙等习俗，带有一定的娱乐性。此时突然出现了太原及上党地区的寒食节，说明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节日风俗，它们虽然没有被官方认可，却开始呈现其顽强的传承性。

节日属于历史范畴，既然有其始，必然有其终。山西由于种种原因，岁时节日风俗传承格外稳固，节日风俗发展滞缓，许多在城市中或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消逝的节日风俗，至今仍在山西广阔的田野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局面给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考察与研究、传承与保护、发展与利用等等。

山西民间岁时节日，与其他汉族地区相比，有时间、称谓以及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相比，有相通也有相异；与西南少数民族相比，差异更为明显。这些差异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性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