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黄呢子制服，却从来不扎皮带，不打裹腿，拄着文明棍可以自由地进出阎锡山的绥靖公署。这就是被阎锡山视作手足，片刻难离的“御用”医生张子仁先生，他便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山西忻州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医学专科学校，这是山西医科大学的前身，他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28岁那年，父亲毕业。毕业最初，他在家乡忻州和同样学医的仨兄弟开了家药铺。

　　他给阎锡山做“御医”

　　不久，父亲又去了太原谋生。那时，阎锡山名下有一家名叫道生恒的药铺，不知道通过什么门路，父亲当起了道生恒的坐堂医生。

　　一次，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突然生了一种怪病，寻遍好多医生都无能为力，阎锡山是个孝子，他着急得不得了。当时，父亲的医术已经小有名气了，便有人向阎锡山推荐我父亲。阎锡山这才知道，原来在他的道生恒药铺有位叫张子仁的名医。他派人把父亲接回五台县的阎家。

　　消息同时传到父亲家里，这可把祖母她们紧张坏了，给阎老太爷看病不同寻常，万一有个闪失，可是要掉脑袋的啊，全家也会跟着倒霉。我是父亲的独生女儿，那时候刚刚3岁，还没有断奶，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可全要靠我的父亲养活啊。

　　父亲当时的心情也是很忐忑的，他后来回忆说。他跟随阎锡山来到老太爷所住的五台河边村，开了第一服药，老太爷的病就大有好转。半个月之后，他一共吃了父亲的三服药，便大病痊愈。阎锡山大喜，请父亲留到老太爷身边，父亲以药铺需要人打理为由，谢绝了阎锡山的要求。等他回到太原后，阎锡山一纸令下，便任命父亲担任他的“御用医生”。除去在道生恒所得收入外，阎另给他每月补贴100现洋，这条件算非常优厚了。他所要做的，只是一个礼拜进一回绥靖公署为阎锡山进行一次身体检查，阎给他特权：可以自由进出公署。这样，阎锡山的身边便有了两个贴身“御医”，一个精通中医的张子仁，另一个是西医杨振山，杨振山外号“杨麻子”，有一次“杨麻子”的太太跑到督军府告状，说“杨麻子”背后悄悄找小老婆，让阎锡山哭笑不得，他立刻叫来“杨麻子”斥责他用情不专。父亲却并未被阎锡山给的荣耀和利益冲昏头脑，很多看不起病，付不起药费的穷苦人民让他痛在心里，于是他放话对于买不起药的百姓：“一切账单都记在我头上。”

　　为阎锡山经营济众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山西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阎锡山的部队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父亲跟着他辗转流离，一直到山西吉县克难坡，这才算安定下来。克难坡阎公馆南边的一个小院，有窑两孔，是阎的二姨太徐兰森之居处。阎公馆北边亦有一大院，是一排坐西向东的窑洞，最南头是内勤队侍从长张逢吉及副官所占，中间两孔备有各种中草药，由父亲与副官安敬业掌管。1940年，在克难坡成立侍从中药室，由父亲任主任。在克难坡的日子，阎锡山偏安一隅，上上下下，很快故态复萌，阎锡山的母亲极好麻将，整天叫着阎锡山的二姨太和我的母亲打麻将。

　　日寇投降回太原后，张子仁即以侍从中药室的底子，又接买下了府西街庆春生药店的铺底，在太原市府西街路北成立了济众堂药店（现今府西街药材公司）。阎锡山对张子仁说：“你会看病，但成立商号是外行。让贾乙和来找我吧。”于是任命贾乙和为监理。从此，一切手续制度，由贾乙和向阎请示决定。济众堂药的名称，也是由阎锡山命名的。贾乙和对济众堂起监督作用，日常业务，则由父亲一手经营。

　　1949年，济众堂由人民政府接管。不久，父亲便得了脑膜炎，当时新政府的有关人员听说后，派出医生来看望他，可是，这已经不能挽救他的生命。次年下半年，父亲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

　　父亲本来存有一些照片，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已经遗失了，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民国那些风云变幻渐渐远去，再也无法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