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文：“郭洁民（系原北方局军委军运领导小组秘书长），1939年被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公安局以叛徒罪处决，经我局复查，属于错杀，应予平反昭雪，按因公牺牲对待。”
　　这是我父亲郭洁民冤死60年，我申诉18年后终于盼来的结论。这是父亲生前战友积极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打听父亲下落成了亲人心病
　　
　　父亲是我一生中见面最少，对我影响最大的亲人。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地从事革命工作，很少回家，我自幼跟生母及祖父母在山西老家生活。记忆中，我一生只见过父亲两次。
　　第一次是1928年冬，我不到三岁，一早醒来，睡眼中发现躺在一位陌生男人的被窝里，我放声大哭起来。那男人笑着说：“华狗（我原名郭重华，亲人叫华子或华狗），不要哭，我是你爸爸。”哭声惊动了正在厨房做饭的妈妈雷般数，她边跑边喊：“住、住（停住哭之意）”，跑进屋来说：“华狗不要怕，这是你爸爸。”她笑着对那男人说：“你看，孩子都不认识你这个爸爸了！”这甜蜜而又苦涩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就是这次见到父亲以后不到一年，生母病逝，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第二次见到父亲是1933年，我已七周岁，上小学了。那是个三夏大忙季节，父亲偕继母冯若舟（以下称母亲）与刚出生的妹妹从太原回来。这次我对父亲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英俊潇洒，温文儒雅，和蔼可亲，说话总是笑眯眯的。我表现得有些拘谨，不同他多说话，但是老悄悄地看他，心里甜滋滋的：我爸爸回来了！记得一天母亲同祖父母说到他们在太原的处境，大意是说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在教员预备室说过“看来郭老师是‘红脸’”的话，校长是开玩笑说的，实际上已对爸爸产生怀疑，所以他们想尽快离开太原（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师范国文教师）。我听了这不明不白的话，总是端详父亲的脸，还奇怪地问：“爸爸的脸不红，怎么说是红脸呢？”爸爸拍拍我的头说：“你还小，长大就知道了。”三夏大忙过后不几天，我父亲与母亲留下出生不久的妹妹，便又到外地从事革命工作了。从此，我再未见到父亲。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父经常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人贪得无厌，占了东三省还要侵占全中国，也不知道你爸爸怎样了？”1938年，听说父亲回到了晋察冀边区，在一个抗战干部学校做领导工作，祖父母非常高兴。可是，1939年以后，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从此，打听父亲的下落成了老人们的心病。就在这个时候，祖父母向我讲了父亲的一些情况。
　　祖母是位善良的农家妇女，一天她对我说：“你爸爸从小喜欢读书，是个不多说不多道的规矩人。他说现在这个社会不公平，穷苦人一年360天劳动，没饭吃没衣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就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词。
　　祖母思儿心切，常常坐在炕上从窗户里呆呆望着街门，有时坐在村口望着父亲回来的方向。直到1947年初祖母病危，临终前还牵肠挂肚地想着父亲：“魁元，你在哪里？”她带着痛苦的思念离开了人世。
　　祖父郭懋德，字宣三，是位由农民走向旧官吏的人。他30岁以前在家务农。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为培植自己势力，办了个警官学校。祖父考入这所学校，毕业后先当巡官，后来当过繁峙、静乐、长治县和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1929年离职回老家。祖父也经常对我说到父亲，他说：“你爸爸是做事的，不像我是混事的。”还说：“我培养他念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家里花了很多钱，本来希望他走升官发财之路，光宗耀祖，可他不听我的话，一心信仰共产主义。”
　　1941年2月的一天晚上，祖父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发生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了，国民党军队在茂林消灭了新四军一万多人，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在那里，他也可能牺牲了。”
　　祖父还说：“1924年任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时，与在军界做事的徐受谦（徐向前的哥哥）交往较多，徐向前来太原找工作，我对他说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要不你考黄埔军校吧！徐向前同意，我做保介绍他报考了黄埔军校，（《徐向前传》也提及此事）。现在人家徐向前是八路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了，你爸爸却打听不到下落。唉！”
　　那时已经15岁的我，对于父亲不只牵挂还很敬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走父亲走的路。这天晚上，心里焦躁得无法做作业，我撕下一张纸，神使鬼差地给父亲写起信来，叙述祖父母对他的思念和我决心也要干革命的打算。信写好了，但是父亲在哪里呢？信往哪儿寄呢？沉思良久，只好拿上火柴到院里，把信点燃，任纸灰飘落，寄托我的心愿。许久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给父亲的唯一的一封信。
　　
　　苦境中寻觅丈夫的坚强母亲
　　
　　1942年夏，我的母亲冯碧川带着二妹丽波回到太原。那时我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托曾在小学教过我日语的张信毓老师给母亲找了个小学教员的职业。从此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她虽不是我的生母，但待我很好，我这个自幼失去生母，父亲又不在身边的苦孩子，终于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母亲原名冯林书，字若舟，又名冯碧川，是一位坚强的女性。1910年生于河南清丰县城内的一个贫苦家庭，其父冯云升是抗日初期的共产党员。冯家姐妹三人，她排行老三，家里省吃俭用供她一人上学。1929年考入在大名的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加入共青团。1932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同年秋来北平，与我父亲结婚，加入共产党，改名冯若舟。从此，她随丈夫在山西太原、河南许昌、北平、天津等地，积极从事党的工作。
　　1938年初，父亲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母亲随行。但当他们即将动身时，我的最小的妹妹突患急病。父亲只好先走，母亲暂留天津给女儿看病，说好等边区派人来接。不料父亲走后不几天，孩子夭折，冯若舟忍着悲痛，带着二女儿焦急地盼望党组织派人来。却左等右等几个月，不见人来，她从此与父亲失去联系，也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为维持生活，只好改名冯碧川在天津当小学教员，一面糊口维生，一面寻丈夫、找组织。
　　在太原，母亲三十几岁，带着八、九岁的二女儿，靠一个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糊口，有时还要周济我上学，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对母亲来说最痛苦、最揪心的是多年打听不到丈夫的下落，找不到丈夫也就找不到党组织，为此被折磨得体弱多病，心力交瘁。
　　我清楚记得1944年春天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去新城街小学看望母亲和妹妹。这次母亲同我谈了很多关于父亲下落的话，她忧愁地说：“你爸爸究竟到哪里去了，在天津等不见他来接，在太原也打听不到他一点消息。”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爸爸（1938年）从天津走时，还带了几个青年学生去边区，其中有两个女学生，是不是他和哪个女学生要好，把我们忘记了？”我说：“不会的。”母亲也说：“他不是那种人。”但转身她又说：“你爸爸做的工作很特殊，经常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有时还要打入敌人内部，是不是边区有人怀疑、误会他了，把他整了？”我说：“不会的。”劝她不要瞎猜。
　　母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痛苦，但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仍尽其所能为党工作。她过去在河南的战友金力耕被俘后，她千方百计地搞到个假“良民证”，让大北门街的河南老乡欧阳书老太太，利用探监的机会交给了金力耕，使金力耕伺机逃离虎口，回到了太行根据地。解放后金曾在国家建设部工作。
　　我参加地下党的事，开始没有告诉母亲。1945年暑假，我以回老家为名带着太原中学学生武崇智与太原师范学生齐德温，到建平县杨家桥村中共冀晋二地委城工部学习并汇报工作。谁知母亲竟先于我带着妹妹回到老家，见没有我的影子，她先是奇怪，后是焦急。等我从根据地回来，她便生气地质问我去了哪里。我这时才以实情相告，她也转忧为喜说：“这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你在沦陷区走了邪路呢！”接着兴奋地对我说：“我能够找到党了！”
　　这年8月，我将母亲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中共太原地下党负责人张照同志，经党组织考察了解后决定，在母亲前段党龄未得到证明之前，暂按重新入党接上了组织关系。母亲从此又回到党的怀抱，工作更加起劲了。
　　抗战胜利，阎锡山抢先回到太原。党组织派母亲打入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同志会”，担任“太原晋华卷烟厂同志会”特派员的秘书。一天她接到特务机关通知，说晋华卷烟厂一位姓马的女工有“伪装”嫌疑（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让特派员监视其行踪，伺机逮捕。母亲心急如焚，告诉这个女工，怕暴露自己身份；不告诉又怕自己的同志遭毒手。她反复思考，毅然亲自将“告警”的纸条从门缝里塞进这位女工的住室，使她及时脱险。
　　1946年6月29日深夜，我领导的一个党员被捕。次日（星期日）上午，敌人来抓我，我不在学校，捕了跟我要好的两个同学；当天半夜，再来抓我时，我已躲到母亲那里。有长期白区工作经验的母亲，机智地掩护我逃脱敌人的追捕后，她和我妹妹却被阎锡山特种警宪指挥处抓走了。特务头子梁化之亲自审问：“你丈夫郭洁民在哪里？你儿子郭重华在哪里？交待出太原地下党名单，就放你们母女出去。”母亲沉稳机智地回答：“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知道这些？我还找我丈夫呢！我把儿子交给学校，儿子失踪了，我还要向学校要人呢！”
　　母亲在狱中受尽严刑和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于1949年2月下旬（太原解放前夕），惨遭敌人杀害，母亲时年仅39岁。据杀害她的刽子手交代，母亲是被敌人先用绳子勒住脖子，反绑手臂，拉到城外活埋的。我可亲可敬的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她心爱的丈夫的下落！
　　
　　得知父亲被错杀的曲折过程
　　
　　父亲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好多年没有一点消息，直到1946年7月，我才算听到一种“说法”，可是30多年后的1978年，才获悉这个“说法”是当时不得已而编出来的。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八路军发动了北同蒲战役，定襄县城第一次解放。那时，我刚从太原撤回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城工部工作，随地委城工部副部长郭伯诚到定襄县下乡。恰巧原二地委书记、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张连奎也从太原撤到定襄。我听母亲说过，张连奎同志认识我父亲。一天下午，我趁一块打篮球的休息时间，向张连奎做自我介绍，并打听父亲的下落。连奎同志得知我是郭洁民的儿子，惊讶地说：“我和你爸爸是老乡，很熟悉，他是老革命了。”
　　张连奎同志回忆起过去。他说自己是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时入党的。一天受组织指派，到西单一个茶馆根据规定暗号同上级组织接头，接头人正是我爸爸。并说那时我爸爸在北方局军委工作。
　　当我问及爸爸后来的情况时，张连奎同志思考良久才说：“1938年你爸爸确实来晋察冀边区了，后来听说组织又派他到北平做白区工作，被日本鬼子逮捕，牺牲在监狱了。”他还颇动感情地对我说：“你爸爸对党忠心耿耿，很机智，理论水平很高，是位职业革命家。你长得像你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要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我得到这一不愿听到的但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消息，赶紧告诉祖父。只是怕祖母一下子难以承受，没有让她知道。
　　“文革”十年是是非颠倒的十年。在审查我的历史和家庭时，“造反派”一再追问我父亲的情况，我按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交代，人家阴阳怪气地说：“不一定吧”，要我老实交代，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他们好像怀疑父亲一些什么。我纳闷并感到某种压抑。1970年初，新华社派我到西安，主持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工作，1978年又调回北京。
　　父亲的真实情况，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薄一波同志口中知道的。1978年4月，我从西安来北京向新华总社汇报工作，正赶上五机部原副部长张连奎同志病逝。我参加追悼会时，见到了与父亲有过深交的许多老同志。当他们得知我是郭洁民的儿子时，都惊诧地看着我感慨地说：“郭洁民还有后代啊！”过了几天，我跟一些老同志去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望革命老前辈薄一波同志。没想到薄老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感慨、坦诚地说：“洁民我很熟悉，他是被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错杀的，他是被冤枉的。”
　　这一令我惊心动魄的消息，使我心酸，引起我了解父亲生平及被错杀详情的强烈欲望。此后我多次拜访薄老。薄老说：“洁民相貌英俊，性格沉稳。中等个，长方脸，皮肤白净，喜欢读书和研究理论，写得一笔好字。1929年洁民写了一本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小册子，给我看过，很有理****底。1929年，我在天津河北省军委工作时，洁民曾介绍武竞天（铁道部原副部长）来天津工作，我让武竞天做省委内部交通，洁民也留在天津工作一段，与周新民、王伯堂等办《实话报》、北方书店等。不久，洁民返北平做军运工作。1931年6月，因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我和洁民、胡锡奎等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关押在北平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审问时，叛徒廖划平站在一旁指证。当时出现了一种情况：凡是叛变了的人就不再回监房，被释放了。一次洁民被提审后也没有回到监房，恰巧敌人紧接着提审同牢房的胡锡奎，且打得很厉害，胡锡奎怀疑是郭洁民出卖了他。从此，狱里的同志都认为郭洁民叛变了。直到1936年我出狱后见到洁民，起初我对他还有些戒备，洁民问我现在干什么，我便说不干了。洁民心里很难受，眼里噙着泪说：‘那你是不相信我了。’接着洁民向我讲了出狱经过，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原来那次被提审后，洁民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转到陆军监狱了，是他本家的叔父郭向民（阎锡山省政府交际处长）托人情，家里花了很多钱，才从陆军监狱保释出来的。尔后，我又向组织上进行了核实，情况属实，他没有叛变。”
　　薄老对我说：“你父亲是1939年被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李×按叛徒错杀的。1943年我在延安，李×也到了延安，我向他打听洁民，他说1939年搞内部除奸时把郭洁民处决了。我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即批评了他。他坚持说：‘你们1931年被捕就是郭洁民出卖的。’我说：‘不对，我们被捕是廖划平叛变出卖的。’李×这个人很粗野，错杀了一些好同志。我后来又询问了其他老同志，都说洁民没有叛变，被杀是冤枉的。”
　　听了薄老的讲述，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少年来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原来是别人不好向我讲真实情况。随后，我又向其他熟悉父亲的老同志了解情况。
　　曾任国家建工部计划司司长的周铭同志说：“1941年在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我曾向刘仁打听过郭洁民的情况，刘仁同志告诉我：1939年郭洁民在被审查中，正赶上日军向边区扫荡，在转移途中被公安总局李×处死了，中央批评了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曾任石家庄地委书记的康瑞华，1944年任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城工部部长时，我曾趁几次回根据地学习、汇报工作的机会，向他打听我父亲的下落，但他总是说打听不到。1978年5月我将薄老讲的真实情况告诉康瑞华同志时，他才说：1945年他到边区开会时打听我父亲的下落，刘仁同志说过郭洁民在1939年受审查被当作叛徒错杀的事。
　　听了老同志们的真实情况介绍，我想过去那种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务千方百计地潜入革命阵营搞破坏活动，为了纯洁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应该实事求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确也错杀了不少忠于革命的好同志。因此我认为，党组织应该认真吸取血的历史教训，给被错杀的同志以公正的结论，还他们一生的清白，以告慰他们的英灵。

长期白区工作的职业革命者

　　我小时虽从祖父母口中得知父亲是共产党员，却对他的经历很少了解。解放后我一头扎在工作里，顾不得、也不懂得与父亲的老战友们联系，对父亲还是知之甚少。1978年，听薄老讲了父亲被错杀的真情后，我下决心要了解父亲。我在千方百计搜集有关父亲资料的同时，积极四处奔走，拜访幸存的与父亲相识的老同志。
　　父亲的乳名叫郭魁元，学名克勤，字洁民，又名郭晓村、陈学礼，笔名小知，别号拙斋，山西定襄县智村人，1905年生。1920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受“五四”运动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趋向进步，翌年10月参加共青团员王振翼、贺昌等人组织的“青年学会”，探索救国之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4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1926年参加共产党，先后从事党的工运、学运和军运、情报等工作。
　　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初，郭洁民与在中法大学读书的孙晓村、北平大学读书的郑侃、郑佩等中共党员编辑出版《人言》刊物。主要发往各大学，颇有影响。当时在天津的张友渔、宋绍初等中共党员也参与《人言》的工作，他们经常与郭洁民联系。1929年，郭洁民积极协助山西籍在北平的李舜琴、郝德青、雷任民等中共党员组织了“鏊尔”读书会，出版《鏊尔》刊物。“鏊尔”英文Our（我们的）谐音。《鏊尔》刊物的封面就是郭洁民亲赴天津通过宋绍初请进步画家肖松人设计的。1928年郭洁民介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郭良才加入共青团，并以小知的笔名为郭良才主编的《校友会会刊》（五月特刊）撰写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为此郭良才受到校方的惩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省党组织遭到破坏，一批失掉了组织联系从山西来北平的中共党员，许多都是通过郭洁民接上组织关系的，如外交协会原会长郝德青、对外贸易部原副部长雷任民、农机部原副部长黎玉、铁道部原副部长武竞天等。《武竞天传》中写道：“1928年秋，我在太原进山中学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辗转来到北平，失掉组织关系，心情很苦闷，最后通过赵祥莆找到郭洁民才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并在郭洁民直接领导下，打入敌军内部工作了近一年之久。”“1929年7月，我的工作引起敌人怀疑，向郭洁民汇报后，他当即安排我去天津河北省委军委薄一波同志那里工作，并为我转了组织关系。”
　　1929年以后，郭洁民主要从事党的军运、情报等工作。1931年6月他在中共河北省军委做军运工作、兼任互济会河北省总秘书长时，由于河北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而被捕。
　　1932年初，郭洁民被营救出狱后，到河北省大名县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帮助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不久，女五师发动了学潮，七名进步学生被开除，郭洁民也被校方解聘。暑假后郭洁民返回北平，经党组织审查接上组织关系。同年秋，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的冯林书来北平，不久与郭洁民结婚。
　　1933年初，中共北方局派郭洁民夫妇到太原做军事情报工作。郭洁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师范国文教员，冯若舟是太原后小河小学教员。郭洁民利用其叔父郭向民是阎锡山省政府高级官员的关系，周旋于敌人高层之间，终于搞到不少军事情报。郭洁民夫妇在太原的工作虽有很大进展，但考虑到长期呆在太原会暴露身份，于1933年秋转赴河南许昌。
　　1933年9月，郭洁民在许昌协助失掉组织关系返回故里的共产党员贺仲莲（又名贺建华），创办了私立霸陵中学。校长由贺仲莲的父亲贺升平（曾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担任，贺仲莲任校务主任，郭洁民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郭洁民团结霸陵中学及其它学校的党员和进步教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革命活动。中共许昌市委党史办公室沈世昌、光华合写的《中原大地之星火》一文说：“郭洁民同志富有革命思想，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经常利用晚间或公休假日，以聚集聊天方式与进步教师议论抗日救国时局，不择形式地开展时事讲座，以日军侵占东三省，猖狂向华北进犯，蒋介石破坏抗日的事实，绘声绘色的言谈发人深省，诱人忧思祖国前途，深受师生欢迎。”文中还说：“郭洁民在同事和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他讲课善于联系社会、政治生活实际，启发学生的民主思想，期望科学、民主、幸福、进步的未来，春风化雨般的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许昌的同志从海参崴出版的《拥护新文字报》上看到用拉丁化新文字刊载的《八一宣言》，立即译成汉文印出来散发。一时许昌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其中的文化教育界表现最为活跃。
　　为了掌握好斗争策略，严防敌特破坏，郭洁民起草了几条活动的原则，邀集许昌女师教员郭晓棠（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昌男师教员王大明（现名柳林，解放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霸陵中学教员曹乐生（“文革”前曾任西安市教育局长）等同志讨论，大家认为其政治方向明确，切实可行，一致赞同作为当时进行革命活动的指导原则。
　　1935年秋，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王定南（解放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回家路过许昌，得知当地党员卓有成效的活动后，返北平当即向党组织汇报。北方局立即派王定南返回许昌，以霸陵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组织领导河南党的工作。先成立了霸陵中学党支部，郭洁民任支部书记。是年秋末，成立中共河南省工委，王定南任书记，郭洁民任组织部长（一说是宣传部长）。
　　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郭洁民与王定南、贺仲莲等研究，决定发动群众，支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推动抗日救亡形势。郭洁民当即向他介绍入党的三年级学生吴思温（现名吴剑，曾任东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和半工半读职员中共党员栗元恒（现名栗再山，曾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布置，要他们到各学校进行串联，并让他们到城西关做卖烟叶的烟农的工作。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地方绅士中间做宣传工作，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同情。郭晓棠起草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宣言》。12月25日成功地发动了以霸陵中学为主力，许昌各校学生、烟农、铁路工人、店员、市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最后向专员公署请愿，专员派代表接见了学生代表，除“释放一切政治犯”外答应了请愿书所提条件。
　　游行后，从内部得知国民党复兴社反动分子散布这次学生运动有“政治背景”，准备下毒手。1936年初，王定南第二次到北平汇报，中共北方局派沈东平到河南领导工作，决定已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到外地。郭洁民夫妇奉命返北平。
　　返北平后，郭洁民夫妇仍在中共北方局军委工作。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军委在北平成立军运领导小组，领导整个北方地区的军运工作。组长姓赵，刘子厚任副组长，郭洁民任秘书长，冯若舟做党的机关工作。他们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策，千方百计地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斗争。郭洁民多次到北平南苑军校，与二十九军内地下党组织联系；多次到东北大学做流亡学生的工作；委托郭晓棠编写了用来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士兵读本》；派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张仁槐、韩纯德到包头血海滩做争取地方武装的工作；当郭洁民从中共北平市军委书记梁寒冰那里得知河南省陵宝县一带有一支地方武装可能争取时，立即派人前去做工作。此外，中共北方局军委还让郭洁民打入青洪帮做工作等。
　　“七七”事变后，1937年冬，郭洁民夫妇转到天津，继续做党的军运工作。1938年初，根据上级组织通知郭洁民到晋察冀边区。

　　父亲在晋察冀边区横遭不幸

　　1938年春，我父亲奉命到晋察冀边区，改名陈学礼。他在边区实际上是边受审查边工作的。开始他自己并不知道组织上对他有怀疑。
　　国家经委原副主任史立德（1938年任冀中抗联主任）说：“当时根据地初创，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重不足。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和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冀中区党委于1938年9月在高阳县出岸村创办了区党委党校，对外称民运干部学校。由李常青任校长，陈学礼任教导主任，党建、马列主义等理论课主要由学礼同志讲授。大家对他的讲课非常欢迎。他还夜以继日地找学员个别谈话，发展党员。曾参加党校学习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至今对陈学礼同志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作风和他的为人、品德念念不忘。”
　　当时担任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张君说：“陈学礼是教导主任、党总支书记，我还听过学礼同志讲课，很有理论水平。”林业部原副部长马玉槐说：“我当时是党校回民大队队长，陈学礼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不苟言笑，工作严谨，不是夸夸其谈的那种人，但又不呆板，有时还开个玩笑，是工农化的知识分子。”
　　1939年春，晋察冀分局调我父亲到《抗敌报》社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中共大连工学院原党委书记周明（当时任《抗敌报》编辑科长）对我说：“193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邓拓对我说：分局分配来一位老同志叫陈学礼，党组织关系放在分局，不分配具体职务，工作量力而为，生活你负责照顾好。学礼同志主要是帮助编审一些稿件，还给职工讲过课，如讲社会发展史等。同年秋，日军向边区扫荡，分局通知调陈学礼回分局，我们派一位通讯员，骑着马送他回了分局，从此再未见面。”
　　就是在这次日军扫荡中，边区公安总局押着受审查的干部转移，在一个紧急情况下，怕陈学礼逃跑，便就地处死了。时年仅34岁。
　　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对我讲：七七事变后，李常青是留在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陈学礼是留在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1938年党中央社会部通知把他俩调回晋察冀边区进行审查，怀疑是托派。1939年2月，我们一行四人，李常青、陈学礼、李耀庭和我从冀中深县到冀西，一路上有说有笑。到分局后，我和李耀庭去党校学习，李常青在分局宣传部工作，陈学礼在《抗敌报》社工作。1957年我曾向刘仁同志打听陈学礼等人的情况，刘仁说：“李常青同志的问题建国后查清了，作了结论，解除怀疑。陈学礼在《抗敌报》社接受审查，不久日寇扫荡，由边区公安局带着转移，不几天便被处死了。学礼同志如果当时不被草率处死，以后也会有正确结论的。”

　　问题的症结 历史的误会

　　1980年11月，我写了申诉材料，请熟悉父亲情况的几位老同志过目后，呈送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组织了认真的调查。1982年4月在查阅胡锡奎同志的档案时，了解到胡锡奎在1966年写的材料中说在狱中出卖他的是俞振邦，不是郭洁民。杨实人、冯建武也证明这一点。但是，从胡锡奎档案里还发现两份历史文件，一是1932年3月15日河北省委向党中央的报告，说对叛变的16人永远开除党籍；另一份是9月5日写的署名阚孝双的“狱中来信”，信中列出18个叛变人的名字。在这两个名单中都有郭静鸣（郭洁民狱中化名）的名字。
　　参阅河北省档案馆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中共河北省党组织历史沿革概况》，其中有“河北省委根据部分党员被捕后的投敌叛变行为，于1931年10月12日作出决定，开除廖划平等16人的党籍”的记述。可以看出：1932年3月15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报告中讲开除廖划平等16人的党籍，实际上是复述1931年10月12日河北省委开除廖划平等16人党籍的决定。河北省委的决定又是根据9月5日的《狱中来信》提供的情况而作出的。而《狱中来信》说郭静鸣叛变一事，正如薄一波等老同志所讲的，是当时狱中同志的一个误会。
　　1991年4月，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处长对我说：“你父亲的问题，我们调查了几年，没有查清，许多档案都找不到，只是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一片纸，写着：‘郭洁民是公安局的侦探’。对此，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所以不好做结论。”
　　“公安局的侦探”成了问题的症结。后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这“症结”还是始自前边提的《狱中来信》。信中讲廖划平等叛变后，（这些人）“现在津平公安局宪兵司令部等处做事”。这与河北省委开除廖划平等16人党籍的决议中所说：这些人“可耻的投降到敌人营垒去，自首叛变替反动统治阶级当侦探，一变而为敌人的忠实走狗”，完全是一致的。现在，既然《狱中来信》认为郭洁民叛变是狱中同志间的误会，从而否定了郭洁民狱中叛变，那么“公安局的侦探”一说也就不能成立了。历史事实是：郭洁民被提审后没有回监房，不是被释放了，更不是叛变了，而是转到了陆军监狱。狱中难友误认为他叛变了，河北省委决定开除他党籍时，他还被关押在陆军监狱。郭洁民被亲友营救出狱后，经组织审查，还接上了组织关系，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为很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发展了很多新的党员。

　　终于平反昭雪告慰英灵

　　1998年6月，中组部终于对郭洁民60年的冤案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1999年5月15日，在老家山西定襄县革命历史纪念馆为我父亲郭洁民和母亲冯碧川立了纪念碑。父亲生前的战友薄一波、刘子厚、雷任民、史进前、韩纯德、史立德、马玉槐、周明等革命老前辈送了花圈，县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揭碑仪式。
　　我终于能够面对纪念碑，向九泉之下的父母倾述了压在内心多年的话：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不幸牺牲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可以欣慰的是，你们为之奋斗乃至献出生命的理想和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