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元老之一的景梅九(定成)先生的名字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但作为山西唯一的女同盟会会员、景梅九先生的续弦夫人的名字阎玉清，知之者便为数甚少了。其实，这位巾帼豪杰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反清革命志士，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史志学家们理应为之秉笔一书的。
　　阎玉清，又名浩漪，1889年出生于山西解县城关北街的一户书香门第。她的父母都是虔城的基督教徒。正因为如此，少时的阎玉清即随母亲到邻近的虞乡、永济等县的教会学校去读书，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对专制腐朽的清王朝萌生了强烈的反叛情绪。
　　1905年10月，16岁的阎玉清与赴日留学归来的景梅九邂逅相逢。景梅九作为同盟会会员，是奉派回乡策划反清革命的。他先在安邑与另一位反清革命志士李歧山创办了一个“回澜公司”，以宣传禁烟为名，暗中联络革命志士，拟以“南响北应”的策略，在时机成熟时，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素怀革命志向的阎玉清，与景梅九自然有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一来二往，两人遂由相识而相爱，并于1908年正式结为夫妻。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维新派人物，极为鼓动光绪皇帝“废科举、定国是、兴新学”，实行变法维新。风潮所及，就连地处中原的河东，也不能不深受影响。正由于受此影响，阎玉清不仅由景梅九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还倾其个人积蓄，在当地办起一所“河东私立女子学堂”，力争女子能与男子一样，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
　　初时的“河东私立女子学堂”，由阎玉清的母亲充任学堂监督(即校长)，由她的胞弟阎虎臣担任学堂的斋夫(即工友)，而玉清的胞妹雪立，即是该校的学生，又充任刚入学的女学生的教员，可谓一身而兼二任。随着这所私立女子学堂的建立，无疑又为当地的反清革命活动增添了一个新的联络机关。
　　辛亥革命前夕，阎玉清曾密派其弟阎虎臣赴陕，与景梅九取得联系，商讨反清革命事宜。景梅九嘱虎臣带口信给玉清，着其秘密制备义旗和袖章，绘制革命军行军路线图，以备起义进军之用。
　　辛亥革命胜利后，河东私立女子学堂更名为河东私立女子师范，由阎玉清继其母充任该校校长。她扩大女师招生名额，增设国文、算学、博物、音乐、体育等课目，力倡在校女生一律剪辫、放足，做新时代的新女性。
　　受姐姐阎玉清的影响，她的妹妹雪立，亦抱定独身主义，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在河东女师修业期满后，雪立便倾其所有，在安邑附近的八里铺办起一所平民小学，免费接收贫寒子女入学就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翌年，运城沦陷，河东女师、平民小学不得不被迫停办。
　　1945年8月，运城光复后，阎玉清将她本人和胞妹雪立的平生积蓄，全部投资给“祥瑞魁”商号，期以投资盈利设立“阎氏姐妹兴学基金”，为贫寒子女入学就读提供必要的资助，并请亲友梁蔓珊、张自安、杜幼湘、张瑞生和她的丈夫景梅九，组成一个“阎氏姐妹兴学基金保管委员会”，全权保管、监督使用她们的兴学基金。
　　1948年8月，阎玉清溘然长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她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未竟之志，嘱咐守候在自己病榻前的兴学基金会诸委员说：“我多年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惜身单力薄，未能成就大业。我死之后，务请用我们姐妹的那一点兴学基金，办一所学校，让更多的穷苦孩子有机会入学读书。”
　　阎玉清女士病逝后，阎氏姐妹与兴学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员们，遂按照阎氏姐妹生前的遗愿，将她们在祥瑞魁商号的本利12000余元，全部捐赠给运城专署，作为当地兴办教育事业的经费。运城专署又全额将这笔基金拨给了刚刚建立的群力学校。时至今日，在群力中学的旧址内，人们仍可以看到50年代初竖立在这里的一块石碑。碑文是阎玉清的丈夫景梅九先生所撰，全面记述了这位山西唯一的女同盟会会员、杰出的女教育家兴学育人的生动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