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听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马烽讲述了陈永贵所理解的“大寨精神”：1963年8月，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作为小山村的大寨，山洪暴发，江河横溢，房倒屋塌。全村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下12间房和5孔窑洞可以住人，三百多口人无处安身。灾害发生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人代会，回到村里以后，他很快激励起乡亲们重建的信心，呼唤起蕴藏在普通农民心底的理想主义和奋斗精神。大寨人提出了“5年恢复土地，10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他们大队100元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更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陈永贵召开党支部会议，他们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坚定地提出“救灾三不要”的口号，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项，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陈永贵说：“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以后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人在灾害面前，继提出“三不要”之后，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酒逢知己千杯少。马烽的创作思路与陈永贵的精神产生了共鸣。

马烽说：“接受任务后，我就跟着孙谦去大寨生活了一段时间，又访问了昔阳、盂县、平定、榆社等凡是当时学大寨学得好的地方，然后坐下来编故事，写剧本。我们采用了大寨本身的一些素材，设计了一个叫‘乱石滩’的村子学大寨的过程，这样就可以出现剧中人直接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场面。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写出了《千秋大业》的初稿。”

●第二次喝酒十年后，“戴着帽子”面见副总理

从偏远山村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后又历尽波折，陈永贵的一生可以说大起大落。因为写作，马烽与陈永贵有过数次交往。他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三次喝酒的典型场景描绘了陈永贵由瞬间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说到陈永贵，马烽还有一比：“陈永贵这个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正月十五放烟花，‘呼’的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观，倏而一下又全都熄灭了……”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了。我和老孙接受了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后，虽然去大寨住过，和陈永贵也有一些往来，但再没有在一起喝过酒。

“1975年秋天牞江青来大寨了。见过江青后，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儿怄心。这个剧本原来是周总理交给山西的任务，而现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亲自抓这个本子！自从江青布置了重改《山花》的任务后，我俩都十分苦恼。剧本究竟要怎么改，她没有说，要派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修改，我们也不便追问。“从《千秋大业》到《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

“我和孙谦两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当时已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系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假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儿。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儿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他一进客厅就忙着给我们泡茶，拿烟。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写这部电影剧本，他确实没有插手管过，尽管几次的打印稿都送给过他，他从来也没提过什么意见。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酒杯是椰子壳做的，外边雕着花，里面镶着银。他斟了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里去了，家务活儿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接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3角8分一盒的“三七”，和1角8分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与第二次喝酒之间，相隔了10年。10年，对每一个生命而言，都是一个不短的历程。陈永贵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烽不知是忽略了这些变化，还是出于其善良天性，“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有意做了回避。

●第三次喝酒 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马烽说：“1982年的秋天。当时我和孙谦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俩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那时候陈永贵已经从副总理的职位上下来了，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住在北京城里。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去看望他。”

马烽说：“经过多方打听才算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永贵一听说我俩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欢迎。我们知道见了面难免要喝一杯，又知道他家生活不富裕，于是就做了点准备，上街买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请北影食堂赵师傅连夜做了两只卤鸭子。赵师傅在海淀区一带是颇负盛名的厨师。他最拿手的菜就是卤煮鸭子。陈永贵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他穿戴的还跟以前一样，见了面还是以前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说了句，‘来啦？’看来他对我们的来访也有所准备，只见桌子上摆着一瓶二锅头，还有一些小菜。他看到我们拿来的食品，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时叫他老伴拿到厨房里收拾去了。”

“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在喝酒闲聊中，完全不是我们猜想的那样。他觉得这样倒好，无官一身轻。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大寨的干部和社员，不断有人来看他，都希望他早点儿回大寨去。可是这事儿不由他，他得听从组织的分配。不过他迟早还是要回大寨去，他离不开那里的土地和干部社员们。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的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儿，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

马烽说：“那天，我们三个只顾喝酒闲聊，陈永贵老伴端上来的面条已经放凉了，谁也没有动一筷子。我们三个人边喝边说，差点儿把两瓶酒都喝光了。我的酒量没有他俩大，早已有点儿晕天晕地了。说到酒量，陈永贵说，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完政治局会议，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庆祝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起着哄要灌陈永贵，想看他出洋相。陈永贵说：你们也别灌，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端上满满一托盘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一口气全干了。陈永贵说，他这一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那天夜里，他听到这一喜讯后，兴奋极了，找了瓶酒嘴对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阳出山。

马烽讲了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1986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又是吃惊，又是遗憾，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和他告别，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

马烽说：“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洒在他的遗体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也应当以酒告别。可惜我事先没想到，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