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馥庭，河津县和井村(现属万荣县)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生，现已95岁。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1949年将一双儿女留在原籍，同夫人去了台湾，任阎锡山首席秘书。阎逝世后调任台湾当局少将参议。李登辉上台后搞台独，原馥庭坚决反对，愤而辞职。
　　原馥庭身居海岛，心系大陆，无时不在思念故土。两岸隔绝数十年，骨肉生死难明，原馥庭唯恐今生难见亲人一面，于1989年，与夫人携晚辈到香港，同在大陆的子女团聚六天，以慰天各一方，梦寐思念之情。1993年，两岸关系初晴，冰山渐消，原馥庭回到离别44年的和井村扫墓祭祖。此后他几乎每年皆回山西探望，受到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
　　原馥庭亲眼见到祖国大陆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山西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丰衣足食并日益提高的事实，甚为感动。1998年他参观万家寨引黄济晋水利工程时，赋诗盛赞山西党政领导其功不在禹下：“石楼临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怜山气佳，予叹禹功美。”参加山西大学承办的“近代史研讨会”后，他赴五台山参观，途经忻口见抗日战场遗迹，回想此役有4万余官兵为国牺牲，至感悲痛，泣不成声。此后，友人邀他再游五台山，他即往婉谢，不忍再看忻口伤心之地。他说：“忻口战役坚持23天，牵制日军速战速决三月亡华之妄想，亦使南京得以从容西迁，功不可没。是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敌寇的典型之战，后人不可忘记。”
　　大陆之行更激发起原老的爱乡爱国热情，决心在两岸文化交流上尽绵薄之力助乡报国。十余年来，他不顾年高体弱，亲友劝阻，不遗余力，贡献颇多，概而述之主要为：
　　关心故乡修志，寄赠海外志书。他闻知间断50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编修地方志工作，在山西率先复兴，即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联系，将该馆收藏的两种《河津县志》影印，寄给河津县志办公室参考。之后，他又到台北各图书馆、科研机构、大学、机关团体查询，把这些单位收存的山西各朝代的府州县志目录，抄寄给省志办备查。全省各修志机构有需请他协助查录的资料，有求必应，皆能尽力而为。同时，他对新修的省市(地)县志也十分关心，给予很高评价，并介绍给在台同仁阅读。
　　搜捐三晋文献，丰富山西史料。近年台湾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学出版了不少山西重要文史书籍，古代有司马迁、司马光、王通、柳宗元、薛宣、傅山、徐润第、徐继畲等著作，近代有阎锡山、徐永昌、孔祥熙等遗书及六卷本《阎锡山年谱》、二十卷本《阎锡山档案》(已出版十二卷)，原馥庭皆或购或影印复印，寄赠给山西省图书馆、社科院、史志院等山西境内有关专家学者。此外，在台晋人也有不少著述，如卫聚贤著《甲骨文考》《山西票号》《中国人发现美洲》，达鉴三著《法显首先发现美洲》，郭荣生著《清末山西留学生》《孔祥熙传》《民国以来的山西省政府》，乔家才著《山西行政区划古今谈》《汾河》等。另有山西文献社出版的《山西名贤辑要》《山西献徵》，“国史馆”编印的《阎锡山要电》，“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徐永昌日记》等也都分别寄赠山西文史机构和个人。
　　把为山西收集史料视为己任，时刻放在心上，点滴不漏。有一年他去美国探亲，游加州圣荷西公园，见百年前广东籍华侨在园内修建的五圣宫里供奉有关公塑像，即买下已印入明信片的彩照寄给我。附上说明，先在广州《神州民俗》，后在《山西老年》发表。
　　精心办刊编书，赞美山西古今。1999年他接任山西同乡会会刊《山西文献》总编辑后，在业已大为改进的基础上明确办刊主旨为“宣扬中华文化，报道山西文史，介绍三晋山川名胜、风俗民情，发扬山西精神”，在加强晋台文化交流，深化学术研究，沟通两岸信息等诸多方面成效明显。现在已有山西专家学者张海云、刘伟毅、张余、邱文选、员创生等50余人在该刊发表文章。该刊每期封面都用彩照介绍山西一处名胜古迹。
　　为了让海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山西、认识山西，原馥庭与李仙舟先生合作，在山西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协助下，以台北市山西同乡会、财团法人台北市山西文联基金会和山西文献社名义，选择台湾海峡两岸百余作者文章，编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名为《表里山河话三晋》的图书，内容包括山西概览、三晋揽胜、史海钩沉、经济广角、黄土风情、名特撷萃。该书出版后免费赠予世界各地，收到预期效果。
　　参加学术研讨，宏扬山西文明。原馥庭先生虽一生从政，但是文化底蕴深厚，学识渊博。晚年时他对三晋文史情有独钟，作了大量调研工作。为同家乡学者交流，他多次应邀参加学术研讨会。1993年，在山西大学主办的“近代史研讨会”上，他就海外乡亲对国家建设发展的见解作了简要介绍。2000年，他在临汾参加了“海峡两岸尧文化研讨会”，论文题为《帝位传贤允执厥中》，并在发言时讲述了长子县县名与尧帝的关系。因年迈，近四五年省内的几个研讨会没亲身参加，但都提交了高水平的论文。侯马“晋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题为《晋原史事与信义》。他为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徐继畲思想会”提交的论文为《纪念先知先觉的乡贤徐松龛先生》，为运城“关公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台胞崇拜关公概况》。
　　发现北魏石塔，购权宣传由来。1998年末原馥庭陪我和定襄县河边民俗馆馆长张建新参观台北博物馆时，见主展厅最醒目处的大玻璃罩内立着已载入《世界美术全集》的北魏石佛塔，有塔身，无塔刹(顶)，标明原在山西朔县。猛然想起“文革”前，我在朔县参观崇福寺时，县文化局长雷云贵同志曾告诉我，寺内原有一北魏石雕佛塔，是1500年前的国宝。1937年日军侵占朔县城时被日军盗抢，装箱运走时，一爱国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把塔刹(顶)藏起，解放后献给国家。我欲拍塔身照，不准，急也没法，不料一个月后收到原老寄来彩色石塔塔身照，并说明可在大陆报刊发表。原来那天参观后，原老随即进行调查，得知：侵朔日军中有一东京本原寺和尚，懂得石塔价值，即与同伙合谋把石塔盗运东京。虽丢了塔刹，仍视为战利品宣扬，《朝日新闻》报道，京都大学教授村田治郎、山野清一和奈良的小川晴阳鉴定、座谈，然后收藏在皇室博物馆，日本投降后交还中国，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带到台湾。
　　原先生洞悉原委后，自费向有关部门购买了这个石佛塔照片的发表权。我以《北魏千佛石塔是怎样身首异处的?》为题，撰文在《党史文汇》刊登，几家报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