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佛教文化本是印度文化的反映，为使来自异域的佛教使中国人乐于接受，慧远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比如，佛教僧伽家庭观念十分淡薄，而中国却有“百事孝为先”、“忠臣出孝子”的传统，家庭、宗族是构成中国社会大厦的基石，伦理道德、政治支柱均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慧远首先在理论上把佛教义理同维护名教的传统有机地协调起来，并给俗家弟子大讲儒家经典，用老庄等玄学来解释经义，从而使佛、儒、道文化得到融合，佛教得以弘扬光大。

慧远（334－416年），东晋时期的佛教领袖之一，本姓贾，雁门楼烦 （今山西忻州市崞阳镇东）人，一说为山西忻州宁武县一带人氏。慧远出身于仕宦人家，少年时研读儒家经典，对《老子》、《庄子》也颇为精通。21岁时闻知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立寺传教，声名远扬，于是前往拜谒。这一去，竟从根本上改变了慧远的人生道路。

在恒山，慧远静心聆听道安大师讲经说法，顿有所悟，佩服之至，惊叹曰：“真吾师也！”他的“顿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慧远生活的年代，南北长期分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们深感生命之短促无常。士大夫阶层内部更是相互倾轧，不少明达之士隐居山林，精神无所寄托。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佛教因果报应的出世理论，犹如一线曙光，为精神濒临崩溃的人们照亮了人生之路。顿时，佛教大盛，信徒遍及南北，慧远兄弟也在大潮的冲击下皈依了佛门。

为了实现建立佛教法规宏纲、弘扬佛法的目标，他“精思讽持，以夜继昼”，刻苦钻研佛理。三年后，24岁的他以道安门下上首弟子的身份开讲佛经，而且大胆打破当时讲经不用 “俗典”的戒律，引用《庄子》中的譬喻，解释佛经疑义，使“惑者晓然”。这种不同寻常的尝试，得到了道安的赞赏。

东晋兴宁三年 （365年），燕军进逼，道安不得已迁至襄阳。慧远随行，这一呆便是15年。后又遇前秦进犯，道安无奈，只好将众门徒分散到各地传教。慧远对无休止的战乱深恶痛绝，想远离中原和江南这片是非之地，到广东罗浮山结庐栖身传道。谁知太元六年（381年）途经浔阳（今九江）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庐山西林寺旁修建了龙泉精舍，居住修道。转眼三年过去，慧远徒众与日俱增，同门好友慧永又请求官府在西林寺东修建了东林寺。在这里，慧远主持佛事30余年，“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使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在庐山期间，慧远的主要活动，一是著书立说，“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为佛教理论，旨在充实、改革佛学内容；其二为弘扬佛法，回答社会上对佛教的挑战。这些著作流传下来的虽然只有38篇，但他的以佛教为核心，又广泛吸收百家学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精华，却对后来佛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精心培育发展了名扬四海的庐山僧团，以及虔诚的听法修行的居士群。庐山僧团的核心人物当首推慧远的胞弟慧持及师友慧永。慧持不仅是慧远志同道合的手足，更是慧远最得力的助手。他学问精深，在蜀郡传经时驻足龙渊精室，诸僧“皆望风推服”，以能入其门作弟子为荣，称作“登龙门”。河内人慧永也是东晋高僧，注重修禅，弟子众多。

慧远的佛学思想体系极具中国特色。其佛教理论中最精细、最能集中体现他思想深度的部分，是他的“法性本体论”思想。他所论的“法性”，从广义上讲，是指宇宙万物的本性、本质，在佛学中则指佛法的本质。慧远认为，获得法性的渠道是“体”，即体会、体悟。修持的最终目标是把握不变的法性本体，这才是最高境界。总之，慧远的佛教思想体系中，法性本体论是深层的理论依据，神不灭是核心，轮回报应思想为重心所在。这些论说中有些解释离开了印度佛教的原典，如承认神永恒不变、法性的实有等，都标志着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分离。可以说，慧远佛教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化佛教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16年），一代名僧慧远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之路，安然圆寂。他居住的东林寺，这座极尽林壑之美的建筑，千百年来一直是庐山的胜迹，是世人顶礼膜拜的“道德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