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园文化遗址，揭开了华夏文明渊源的又一个谜团。而关于这个谜团，不得不提到一个考古学者——田建文。他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省金墓博物馆馆长。枣园文化遗址，就是他和几位挚友调查、发掘、研究的结果。2月20日，我们请他走进了本报新闻会客厅。

敢与恩师叫板

对千年古人，对坛坛罐罐，我是有感情的。说到底，是因为我跟它们有对话能力了。在我看来，任何人类遗物，都已经凝结着思想和创造，它们透过时间和空间，尽情地向我倾诉着。——田建文

三晋都市报：您为什么对考古感兴趣呢？

田建文：我出生在襄汾县北王村一个普通农家。北王村是建于金元时期的村庄。儿时，小伙伴的父亲从地里带回来一件拱背长方形白瓷枕，上大学后，知道了它是金元时期的作品；村西北“三道沟”沟口早年取土，挖开一座砖墓，印象中，墓底有一周须弥座，童年的我还常在墓口张望；我们村子周围还有城墙，是明朝修筑的……这些物事，在岁月的流淌中，潜移默化地就成为我成年后考古情结中的一部分了吧。

三晋都市报：您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是在什么地方？

田建文：1982年秋天，在曲沃曲村发掘天马—曲村遗址。1980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商周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秦汉考古专家俞伟超先生以及考古学家李仰松先生、宿白先生都是我的老师。

当时，北大教授、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带领我们班实习，邹衡先生认识每一块小小的陶片，他指着一小块里面有布纹的瓦片对我们说：“这是汉代以后的！”我们都恭敬而仰慕地围着邹先生，我的内心充满了使命感，觉得一小块陶片都那么神奇。尤其是当我们找出了一座墓葬的开口线，就是挖掉耕土层后，露出的长方形的、和别的土不一样的土色时，都兴奋得欢呼起来，因为，再往下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和随葬品了……历经4个多月，发掘结束了，我对考古也情有独钟了。

三晋都市报：听说，在专业上，有时，您敢与恩师叫板？

田建文：老师们给我的帮助很大，一些细节至今让我心怀感动。1989年底至1992年底，我在曲村考古队驻地工作了三年。邹衡先生正好在曲村驻地整理墓地材料，邹先生给我讲了许多考古界轶事以及他研究夏商周考古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有时候，遇到不同意见，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1992年，北赵晋侯墓地发现并发掘后，邹衡先生和李伯谦先生认为，天马—曲村遗址是“唐”或“故绛”，我斗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天马—曲村遗址至今未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宫殿）基址等与晋都直接相关的建筑遗迹，而这些恰恰是判定晋都至关重要的因素，并刊发论文《晋国早期都邑探索》。听师兄弟们说，邹衡先生非但没有生气，还夸奖我这篇文章呢。

苦中自有乐趣

田建文主持过十余次文化遗址的发掘。在对侯马晋国遗址的研究中，1993年，他提出了 “新田模式”，否定了白店古城的存在，确定了台神古城城外西北角那三座大型夯土台基，是祭祀汾河之神 “台骀”之用。如今， “新田模式”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可。

三晋都市报：考古工作辛苦吗？

田建文：在荒郊野外工作，风吹雨打是家常便饭，但苦中有乐。2004年冬至前一天，我到绛县横水工地发掘西周大墓。天气真冷，冻得连说话的想法都没有。工地在紫金山脚下，每天上工地都要爬坡……2005年1月的一天，我清理的横水墓地2号墓出土的铜鼎、铜卣等器物上，都见到铭文，尤其是铜卣，盖内和底部有相同的铭文66字，太兴奋了。这是横水工地首次发现铭文，后来证明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倗”国墓地。

三晋都市报：1991年，您找到了山西省最早的陶片？

田建文：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1年5月11日，我与同事们来到翼城县枣园村，遗址位于村庄中部，我们去时已破坏得很严重了。我们在一户村民院子的南边，发现了枣园一号灰坑。灰坑里有许多红色的陶片，我们复原了20多件，这些陶片比西安半坡的还早，是7000年前的东西。1999年，又发掘了枣园遗址，在两米的地层内，发现了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遗存，总共出土、复原了陶器100多件，并发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参考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约距今6400～7000年。17年过去了，它仍然是山西最早的一处遗址。我根据调查材料，将其命名为“枣园文化”。在论文《晋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中，我提出，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就是由枣园文化发展而来的，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庙底沟文化谱系、渊源重新研究的浪潮。后来，我同意以西阴文化取代庙底沟文化的意见，是因为西阴文化就是由枣园文化发展而来。西阴村是咱们夏县的啊！

三晋都市报：枣园文化遗址会不会是山西最早的文化遗址？

田建文：山西有那么多三万年以内的细石器文化地点和遗址，存在一万年左右的人类遗存是不奇怪的。目前，枣园文化已被认为是西阴文化的前身，也就是说，它们是传承关系。由枣园文化生长的西阴文化，则是中国史前时期最为辉煌的一次各部族间的统一，包括文化的和政治的。可以说，这种文化统一，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

三晋都市报：1926年3月24日，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发现了西阴村遗址。1994年，您也在相同的地点组织了发掘，是为了缅怀李济先生吗？

田建文：为了纪念“西阴村遗址发掘70周年和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对西阴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李济先生的发掘地点在村北公路东侧一处断崖，十多年前，村民建屋将断崖破坏。在挖掘过程中，我们还走访了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对当时的发掘地点、情景记忆犹新，提及李博士、袁先生，仍充满崇敬之情。

三晋都市报：您如何看待一件文物的价值？

田建文：我们的库房里存放有大量的碎陶片标本，可以装好几十车，这些东西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值钱的，我们却把它们看成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有一次在侯马搞发掘时，我们发现了大量7000年前的谷物，当时特别兴奋，因为这些几千年前的种子，证明了在那个时候，人类就已经掌握了栽种技术。我们保存了一些样品，视作珍宝。我们对考古物件的价值，体现在其对历史的诠释上，而不是所谓的经济价值。如今，藏宝鉴宝成为时尚，这本是振兴历史文化的一件好事，却不免又进入了另一个误区——只重视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文物的历史价值。

盗墓令人痛心

2003年3月至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同临汾市文物局和浮山县文化局一起，组成桥北考古队，对浮山桥北墓地进行发掘。五座大型墓都有殉人、殉狗和腰坑，这恰恰是商墓的重要特点。桥北墓地距陶寺遗址更近，它对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桥北考古队的领队就是田建文。

三晋都市报：关于晋的始封地一直是个谜，您在晋南一带考古多年，您认为晋的始封地在现在的什么区域？

田建文：晋文化在西周时期是“作为周文化一部分的晋文化”，晋西南、晋南的两个地区发掘了大量遗址，但少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的墓葬，多为西周晚期的墓葬。周成王剪桐封地，弟弟叔虞被封为唐侯，史载，因唐地临晋水，后来改国号为晋，晋迁至侯马曲沃一带。直至公元前569年之后，晋的疆域才将灵石口以北划入，即延伸到现晋中地区。唐叔虞的儿子叫燮父，唐地有晋水，燮父改称晋侯。这段历史少有记载，晋的始封地究竟在何处就成了历史之谜。近年公布的一香港人藏有一铜簋，上有铭文，根据铭文以及其他史料仔细推敲，晋的始封地在太岳山南麓，商代晚期及西周早期的“唐”最有可能在今浮山桥北一带。

三晋都市报：您这个论断是发掘了桥北墓地后得出的吗？

田建文：是的。侯马盟书中提到赵家的敌人就是先氏，2000年，在浮山县桥北墓地出土的部分收缴文物中刻有“先”的铭文。周文公时期，先轸作为军事统帅，此后，先氏三代在晋国军中占据重要位置。太原金胜村赵卿（即赵简子）墓的一件铜粗虺纹盖豆，豆盖口沿旁刻有铭文“先”。这些“先”族人氏是晋国贵族和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族谱》的记载“先、范同祖”，范氏为“陶唐氏”之后，“陶唐氏”又建立了唐国，若唐和先是一体，那是先建立的唐还是唐吞并的先？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话，桥北以其规模当为唐侯墓地；若不然，唐（子）与先（侯）就是两个相互为邻的国家。

三晋都市报：浮山县桥北大墓有殉人、殉车、殉狗、殉马等现象。椁上有殉人，您发掘的墓葬中椁上有殉人的不多吧？

田建文：商代多，周代不多。周代开始以人为主，商代是“帝”，周代是“王”。上天才有“帝”，人间只有“王”。浮山桥北大墓本来是个大发现，墓道很长，有20多米，比曲沃的晋侯墓道还要长，墓道越长，墓主人的规格就越高。发掘以前，我给老师打电话，说如果挖掘出有铭文的铜器，就一定要推荐该墓葬为上榜年度考古发现。然而，一件铜器也没有，千年的历史信息全被盗墓者掠夺一空了，只剩一些破碎的陶片。我们的心都碎了！

三晋都市报：山西一些地区的盗墓活动非常猖獗。

田建文：在浮山桥北墓地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手电筒，电池还能用，打开还有亮光。在那座带有20多米长的墓道的墓中，盗墓贼在墓室将挖的土装进编织袋垒起来充当支撑柱，可见盗墓的猖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