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唐代的山西盛产诗人，现代的山西盛产煤炭”，有人问：“难道只有这两样？”我想了想，确实还有：盛产皇帝！
既然说“皇帝”，自然不包括阎锡山。阎锡山只是“土皇帝”，不是真皇帝。“土皇帝”是有贬义的。其实阎锡山也为山西做了不少好事。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大力提倡做好三件事：修路，种树，办学校。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不还是在提倡这三件事吗？
也不是指“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尧、舜、禹。这几位的年代太久远了，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司马迁说，尧活了八百多岁，有活得这么长远的人吗？
货真价实的皇帝，应该是开了国的，定了都的，即了位的，称了尊号的，改了元的。这样的皇帝，山西还真不少。比如前赵的刘渊、刘聪、刘矅，后赵的石勒、石虎，西燕的慕容泓、慕容永，等等。在大同发家的拓跋氏更加了得，从北魏到东魏、西魏，出了一溜儿皇帝。北齐的高欢，北周的宇文泰，也是在山西发的家。接下来是强大的唐朝，李渊、李世民是立足山西打出来的天下，而且“唐”本来就是在山西。五代时后晋的石敬瑭、后汉的刘知远、北汉的刘崇也都是山西的。这里提到的只是开国的或起了重要作用的几个，如果连他们或平庸、或混账、或低能的儿皇帝、孙皇帝一起算上，少说也是一个加强排了。说山西盛产皇帝，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这里只想说说汉文帝。汉文帝刘恒，从祖系上说自然要算徐州沛人，但他在当皇帝以前，已经在山西当了十七年的代王。代王定都在中都，应该在现在的平遥附近。他是从山西走出去当上皇帝的。
汉文帝登上皇位，是大臣们选出来的。大臣们平定诸吕后，要从汉高祖的直系子孙里选出一个来当皇帝，选来选去，选中了代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代王为人宽厚，体察民情，而且已经有了十七年的治理经验。后来的事实说明，大臣们的选择是对的。应该说，汉文帝的即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袭，它还带有上层民主的意味，与古希腊、罗马的贵族院民主有些类似。
这位推选出来的皇帝，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他采取的方针，可以说就是不扰民生事，不好大喜功。强调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对匈奴采取的是积极防御，但决不挑起事端。结果社会稳定了，生产发展了，民生改善了，边境也基本安定了。
汉文帝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节俭。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省吃俭用的皇帝了。他从来不穿高档衣服，连上朝时的龙袍都是用一种粗糙的织物“绨”缝制的。他的爱妃慎夫人想穿比较讲究的拖地长裙，他不让，只许穿短的。为什么？费料！你想呀，宫中是四方模仿的榜样，如果四方的妇女都穿起长裙来，那该费多少料？朝臣们上的奏折有个封套，是用绢做的。他觉得废了可惜，让人把这些封套拆开，再缝到一起做成帐幔，当帐子使用。这个人贵为皇帝，难道连一点享受的心态也没有吗？当然不是，他也想享受。有一次他想造一座露台，可以登高赏月，饮酒赋诗。所谓露台，就是光秃秃的，不用盖楼堂观所的，花不了多少钱，总可以吧？他叫匠人一算账，“值百金”。百金，那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了，想想还是舍不得，于是作罢。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这么掐着指头算计着过下来的，直到临终，还再三嘱咐不许大操大办，不许厚葬，陪葬品里不许有金银器皿，不许起坟，把挖坑时起出来的土回填上就行。有个笑话说，一个盗墓贼进了汉文帝的霸陵，文帝从棺木中坐起来说：“卿家，你走错门了！”帝王的陵墓没有不被盗掘的，据说汉文帝的霸陵是唯一的例外。不过话要说回来，现在汉代的断砖碎瓦都是值钱的，霸陵里毕竟还有不少陶制品，因此现在也就不保险了。
今天在这里说汉文帝的节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现在人们比的是谁的房子住得更大，谁的汽车更高档，谁家的办公楼盖得更宏伟，谁家的晚会办得更豪华，你却大谈什么勤俭节约，那还怎么能刺激消费，提振内需呢？那么还是赶快打住。
要让一个经历了长期战乱的社会恢复活力，节流很重要，但开源更重要。汉文帝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特别注意保护民力，要把民力用到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发展生产。他从不轻开战端，对北方匈奴人的袭扰，只给予有节制的回击，以换回和平互市的局面。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青壮年也才能留在村子里种地。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汉文帝采取了一个最大胆、也最见效的措施：废除农业税。他下诏道：“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当时朝廷的收入靠什么？有限得很，农田赋税是十分重要的一块，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税收，还可以卖地。收入大减，汉文帝自然要精打细算，要减少各种开支，还要减少官员的设置，用现在的话说，是要搞“ 精兵简政”，搞“大部制改革”。所以说他的节俭，不是打小算盘，而是有大胸怀，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事，他就做。还有一条措施是“弛山泽”，开放林苑沼泽，让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以农为主，全面发展”。
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要让人们从秦王朝设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轻轻松松地生活，高高兴兴地生产。秦王朝的精神统治是很厉害的。就拿“焚书坑儒”来说吧。那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吗？仅仅是烧了些书，坑了四百多个儒生吗？不对了！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焚书坑儒，那就意味着不要文化了，不要教育了，不许人们用自己的脑袋瓜子想事了。什么叫“以吏为师”？不就是一切都要听当官的摆布吗？什么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就是愚民政策吗？如果你不遵守各种各样的规矩，就有重重的刑罚等着你，“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两个人交头接耳说几句悄悄话，也会丢脑袋。议论朝政，发泄不满，更要诛灭三族乃至九族。多么可怕！人们始终处在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中。“汉承秦制”，许多规章制度一时还改不过来，人们的精神状态不改变，怎么能发展生产呢？
于是，汉文帝下了一道诏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謾，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这条诏令的要点是广开言路，官员们可以提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老百姓也可以提意见，发牢骚，宣泄自己的不满。有话不憋在心里，可以说出来，能不能解决问题先不说，至少求个心里痛快。让人说话比不让人说话好，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是有许多人偏偏就是不明白，就是想堵住人们的嘴。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河里的洪水来了，你能堵得住吗？想堵住人们的嘴，其实比堵住洪水还困难。难道非得等老百姓心里的话越积越多，怨气越来越大，最后来个总爆发，就像秦末那样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吗？那麻烦可也就大了。汉文帝是个明白人，懂得其中的厉害，所以他发了这么一道明智的诏令。
毛主席曾经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个汉文帝还真讲认真，甚至可以说较真。有这么一件事：云中郡当时是防御匈奴入侵的重镇。云中郡守魏尚体恤士兵，英勇善战，经常打胜仗。有一次打了个大胜仗，但上报战绩的时候部下不小心，多报了6级（6个首级）。这下坏了，汉文帝撤了他的职，“罚作之”，罚他去劳动改造。从这么一件事情中，可以看到汉文帝的认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现在的统计员们，还有那些总喜欢多报GDP数字的地方官员们，看了这个故事后不知作何感想。
不过，汉文帝后来为这件事吃了批评。准确核对数字是对的，但他的处分确实是过分了。有一天他与臣下议论前朝的名将，在钦佩之余又深表遗憾：没有与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让他们在自己手下发挥作用。这时一个叫冯唐的人大声说：他们即使生在当今，陛下你也用不了！汉文帝很惊讶，急忙问为什么？冯唐说：像李牧、廉颇这些名将，赵王给了他们充分的自主权，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陛下你呢，一个能征善战的魏尚，多报了六级，你就不用了，怎么可能涌现出李牧、廉颇那样的人呢？汉文帝听了，觉得有道理，接受了他的批评，恢复了魏尚的职权。这件事又说明，他前面颁布的关于废除妖言诽谤之罪、广开言路的诏令，他自己就带头实行了的。
应该说，汉文帝是一个好皇帝。他让经历了秦王朝残酷统治和长期战乱的老百姓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开创了“文景之治”。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好皇帝实在是太少了。七八百年以后，才见到一个唐太宗李世民，来了个“贞观之治”。这个皇帝也是从山西出来的。不过，只要封建帝制存在，好皇帝多一个少一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汉文帝坚持不开边衅，保护民力；他的孙子汉武帝便兴师动众，开疆拓土，劳民伤财。汉文帝废除妖言诽谤之罪，广开言路；汉武帝来了个“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不仅有诽谤之罪，甚至连腹诽也不行，进一步加强了思想统制。也就是说，只要有容许一个人说了算的帝制存在，前面的好皇帝实行的东西再好，后面的赖皇帝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推翻。所以不是皇帝的好坏问题，而是制度的好坏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盼望了两千多年，终于盼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问题总该解决了吧？但是且慢，还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蒋介石搞独裁呢。几千年封建帝制的阴魂，似乎一时还很难散去。
人老了，就喜欢探究有没有来世，有没有灵魂。从封建帝制长期阴魂不散的情况看，灵魂似乎还是有的。
注：本文引文引自《史记·文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