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戴文，字次陇，祖籍山西朔州马邑，后迁至五台东冶镇，生于1866年。1904年秋，以公派身份进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习深造。1905年，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山西最早的会员之一。1906年秋，赵戴文由东京宏文师范肄业，适逢阎锡山准备利用学习间隙归国探亲，遂受同盟会总部之命携带两枚炸弹结伴同行，在通过上海海关检查时，由于阎锡山的临阵沉着和正确判断，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由此奠定了他们日后长期合作共事、相知相交的基础。

在民国时期的山西，赵戴文是一个特例，他与主政山西的阎锡山的关系介乎于师友与长官僚属之间。从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1943年赵戴文病逝，将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赵戴文与阎锡山几乎是形影相随。赵戴文在山西官至省政府主席，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历任国府委员、代理内政部长、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却始终没有改变其阎锡山首席辅弼的基本角色。关于赵戴文与阎锡山的关系，赵尝与人言：“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锡山的说法则是：“动念不对，次陇负进言之责。”

1911年10月29日，革命军在太原起义。当天，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而赵戴文则是忠实的拥戴者之一，被推为省议会总参议。在历史的剧变中，赵戴文最后完成了由学者向政坛要人的转变，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太原光复，山西军政府成立。随即，派出以姚以价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出兵娘子关御敌。赵戴文被任命为东路军参谋长，随军开往前线。接踵而至的是袁世凯派其精锐曹锟第三镇主力向山西进发，重兵压境，山西民军寡不敌众，兵败娘子关。危急时刻，他极力拥护阎锡山“分退南北，发动民众，再次合攻太原”的主张，并随阎锡山指挥的北路军转战归绥、包头。1912年4月7日，阎锡山返抵太原复任都督。赵戴文先任都督府秘书监兼将校研究所所长，继任督军公署参谋长，在阎锡山应付袁世凯的一系列行动中，参与机密，出谋划策。袁世凯败亡后，阎锡山实现了他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宿愿，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避开军阀纷争的漩涡，推行“村政”和“六政三事”，埋头发展实力，壮大自己。赵戴文则扬其所长，主持创办国民师范，以督军公署参谋长身份兼任校长。由于国民师范的学生几乎遍及省府各个部门，国师在当时山西的地位几乎可以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在国军中的地位等同，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尊称为“先生”。

北伐胜利后，阎锡山的地盘由晋绥扩展到京、津、冀、察两市四省，赵戴文遂以第三集团军代表者的身份入佐中枢，先后出任内政部长、特任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监察院院长等要职。1930年初，中原大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赵戴文在试图说服阎锡山止乱息争，消弭战患而不能奏效的情势下，接替周玳再做阎锡山的总参议。中原战败，阎锡山“下野”，出走大连。赵戴文紧随其后，辗转抵达大连，与阎锡山一起韬光养晦。

1936年5月27日，年届古稀的赵戴文在各种矛盾的复杂交织中接替徐永昌就任山西省政府主席。适逢工农红军高张“开赴抗日前线”的旗帜从陕西渡河东征，赵戴文从红军力量的勃兴看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力，通过征求山西的中共人士杜任之等人的意见，向阎锡山提出了联共抗日的策略主张，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先期实现。

抗战爆发后，赵戴文以山西省主席兼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抗战中期，为了渡过时艰，阎锡山发起“克难运动”，要求长官部以及各机关一律实行克难生活。对于阎锡山倡导的“克难运动”，赵戴文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他身体力行，“不置家产，不藏私蓄”，一套布军装，一孔土窑洞，粗茶淡饭一如既往。1943年12月27日，赵戴文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在克难坡的窑洞里静静地离开了人间，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