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应该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

商 帮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悌和睦。最著名的典故便是，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团 队

山西商人将群体精神充分的运用到商业经营和资本运作中。他们的很多做法，到现在仍具有先进的借鉴价值。

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结成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山西商人积极向海外开拓市场，晋商东赴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山西对外贸易和汇兑的三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这些不同的商帮，在帮内互相扶持，共同进退，颇似现代的颇为时髦的“策略联盟”、合作伙伴。

晋商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开创了“股份制”的雏形。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集体效能。已经类似于现代母子公司的集团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员工的团队作用。

共同的信仰。山西商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乡土观念。全国的晋商当时信奉一个偶像—“关公”(山西人)，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团队精神。现在还有很多华人企业，在贡奉关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培养了晋商信义的理念，从而塑造了晋商“公道、诚信”的商人形象。据说，现在西方理论家正开始将这种东方式的信仰奉为未来值得尊崇的一种先进企业文化来加以研究呢。